AI評：十揭馮勝平（2026年7月1日）

AI評：十揭馮勝平

（2026年7月1日）

https://cdp1998.com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6/07/ai202671.html

十揭馮勝平「上書習近平」

AI評：十揭馮勝平

——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6/05/aixxx.html

徐文立編輯

馮勝平再次挑釁在前，徐文立應對在後

馮勝平（兩年前）6月17日為何要在4小時冗長的視頻3:19-30處前後點名徐文立並暗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DWKPZsn7vY

十揭馮勝平

及其《上書習近平》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3/06/blog-post.html

徐文立编撰

（2023年6月22日）

以下來自AI的評論

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 ——評馮勝平先生《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修正版）鍾國平

這篇由評論家鍾國平撰寫的政論文章《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評馮勝平先生〈致習近平先生的一信〉（修正版）》，是海外知識分子反駁政治學者馮勝平「黨主立憲」與「上書」政治路線的代表作之一。

鍾國平在文章中採取了極為嚴謹的歷史學與政治學視角，對馮勝平企圖透過「將美國歷史共產黨化」來討好北京、為一黨專政尋找合理性工具的論點進行了精準的「剝皮」式批判。

文章的核心論點與邏輯架構主要包含以下四個方面：

1. 歷史事實的澄清：徹底否定「華盛頓革命集團」的偽概念

馮勝平的移花接木：馮勝平在其上書中，將美國建國時期的制憲会议和開國先賢（Founding Fathers）定義為一個以華盛頓為核心的「革命集團」或「既得利益集團」。馮勝平宣稱，美國的憲政民主實質上是這個「少數人的利益集團」先在內部實行民主、分好贓，隨後才擴展到全社會。
鍾國平的迎頭痛擊：鍾國平指出，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學派、任何一本正史承認過所謂「華盛頓革命集團」的存在。這完全是馮勝平用中國古代「農民起義打江山、分贓」或「共產黨列寧主義政黨」的思維，生搬硬套到美國建國史上的民科式捏造。

2. 既得利益本質的對比：開國先賢 \(\ne \) 專制分贓集團

鍾國平在文中詳細對比了美國建國先賢與當前中共「既得利益集團」的根本區別，撕碎了馮勝平「既得利益集團是憲政改革動力」的荒謬邏輯：

美國先賢的動機：華盛頓、傑佛遜、麥迪遜等人雖然多數是莊園主、有產者，但他們制憲的根本出發點是基於「天賦人權」與「契約精神」，目的是建立一套限制各方權力、防止任何人或集團壟斷國家的制度。華盛頓主動放棄當國王、主動交出軍權，就是最好的證明。
專制集團的動機：當前的中共既得利益集團壟斷了國家的一切政治、經濟與社會資源，其權力來源於暴力與專制。鍾國平指出，馮勝平奉勸習近平帶領這個專制集團去搞「立憲」，無異於「與虎謀皮」。這個集團唯一的動力是維護特權，絕不可能主動建立一套限制自己權力的憲政體制。

3. 「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的邏輯悖論

馮勝平在上書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口號：「黨內民主，以法治國：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他認為中共的九千萬黨員就是這個「少數人」，應該效仿當年的美國先賢集團內部先搞民主。

鍾國平的反駁：鍾國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在政治學上是徹頭徹尾的偽命題。美國制憲時，先賢們雖然有其歷史局限性（如奴隸制和財產限制），但他們的規則是對全體自由公民開放的，且權力受法律制衡。
相反，中共的內部運作是典型的列寧主義「黑箱政治」與「寡頭集權」，基層黨員根本沒有對高層的監督權與選舉權。企圖在一個強調「定於一尊、絕對服從」的列寧主義政黨內搞出西方憲政式的民主，完全是痴人說夢。

4. 批判馮勝平的「文人諂媚心理」

鍾國平在文章的結尾部分，將批判從學術探討上升到了對馮勝平動機的剖析：

他認為馮勝平這類「改良派文人」患有嚴重的「明君情結」與「帝王師幻想」。
馮勝平不惜篡改、閹割美國憲政歷史中最重要的「主權在民」靈魂，把美國的民主降格為「精英分贓集團的內部妥協」，就是為了迎合執政當局不願放棄權力的心理，為「一黨專政下的微調改良」塗脂抹粉。

📌 總結

鍾國平的這篇《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與徐文立的《十揭馮勝平》形成了海外反對派的雙重夾擊。徐文立側重於揭露馮勝平的「身分背景與特務嫌疑」，而鍾國平則側重於從「學術、歷史與邏輯層面」徹底擊碎馮勝平的政治理論。 這篇文章在當時有力地反駁了「黨主立憲」在海外知識分子中所造成的思想混亂，確立了西方憲政民主與列寧主義政黨之間不可調和的本質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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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勝平時不時對徐文立的挑釁

（2026.5的兩個月前網絡）

海外抓特务 — 听冯胜平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klGlCH7p38&t=199s

海外民運中有特務嗎？誰是頭？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6/05/blog-post.html

徐文立

（2026年5月16日）

1979.10.1民間遊行前

我一貫反對在中國民運隊伍中抓特務；倘若有個案，也可以酌情個別處理；2019年我們早於FBI，清除了唐元隽，就是例證。

我一貫反對在中國民運隊伍中抓特務，不僅僅是因為1978年之後我就是第一位受害人。當然，我知道在各地（包括美國政府處）散播徐文立是中共特務的人，是因為骨子害怕徐而出的下策，反而自己聲譽大減，後來也被人檢舉他拿了「總參的錢」。

我反對在中國民運隊伍（包括海外民運）中搞抓特務，主要原因有三：（1）我們沒有執法權、即便有，也不宜濫用；（2）我們沒有這個財力和精力；（3）反而容易亂了自己，便宜了敵方。有本事的，可以化敵為友啊。

可是，樹欲靜而風不止。

最近有人在他壟斷的媒體，用近一小時的「謊言集錦」點名誣陷我抓特務的種種，竟然挑釁在我眼前，在下不迎戰非禮也。

請看——

「海外抓特务 — XXX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klGlCH7p38&t=199s

那我們現在就抓特務的問題，問一極易和極難回答的二個問題：

1）中國海外民運隊伍中有沒有混雜極個別的中共特務？估計答案是99%是：有；當然也會有人認為：沒有。因為他們認為海外民運不成氣候，不值得中共派特務。

2）中國海外隊伍倘若有，那個中共特務頭子是誰？可能也有朋友認為：這也太難回答了。其實，並不難。慢慢聽懂「海外抓特务 — XXX讲」，就不難回答：

（1）1980年代，誰主導開除了中共眼中釘、中國海外民運第一人的「中國民聯」主席職務、乃至會籍，逼王走險，成為中共至今不改判的活「死囚」；那個人是誰，不就是頭嗎？

（2）2003年初，誰能夠接到美國總統親自於2002年12月24日聖誕夜迎救、直接從監獄來到美國、1978民主牆創建人之一、1998年創黨人之一到家中作客；突兀由門客王XX提議他們要做我徐文立的「操盤人」；他們牽線，我就是玩偶；中共最擅長，你們搞民運，不如我們搞；這背後人是誰，誰就是頭！

（3）2010年4月4日前，全世界中國民運五十多人（包括三名律師）齊匯在民運中早已經無職無權的某人府，策奪中國民主黨，建立偽中央。這背後人是誰，誰就是頭。

（4）偽君子、人文關懷裝到底；不論處處搬家之豪宅在何方，那一定在大機場周邊，不論名人來自中國或世界各地、出自美國各州，幾乎車接車送，宅邸便成為情報來源和中心。這人是誰，誰就是頭。

（5）2013年2月，寧可得罪和不怕位高權重的老友王滬寧，也趕在習近平擅改憲法之前，不惜偽造美國歷史，封面自貶為「陰」、習為「陽」，三進萬言書。這人是誰，誰就是頭。

本文有實據，合邏輯，言之鑿鑿！

但是我也知道，信之則信之；不信則恆不信；信不信由個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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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不是來自AI）

馮勝平再次挑釁在前，徐文立應對在後

馮勝平6月17日為何要在4小時冗長的視頻3:19-30處前後點名徐文立並暗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DWKPZsn7vY

十揭馮勝平

及其《上書習近平》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3/06/blog-post.html

徐文立编撰

（2023年6月22日）

「『黨主立憲』嗎？既『黨主』何有『憲』？即便有，也是『偽憲』；拿著毛澤東玩剩下的把戲，馮勝平不惜賤作陰面的形象上書，可悲！」

十揭馮勝平

網絡链接

徐文立：冯胜平先生——你，是谁？！

本文网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0117/501432.html

http://45.35.61.42/hero/201903/xuwl/5_1.shtml

徐文立：冯胜平先生意欲何为？

http://45.35.61.42/hero/201903/xuwl/4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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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致习近平信是维护专制、编造美国历史

作者：锺国平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61014/726926.html

钟国平：冯胜平的“革命使人堕落”是赤裸裸的维稳之作

https://groups.google.com/g/lihlii/c/AWEZebjZf90/m/JCyrYByCBw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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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钟国平：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华盛顿革命集团”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61014/726926.html

钟国平：评“冯胜平致习近平总书記的第二封信”

http://www.wailaike.net/news-1145000-0.html

钟国平：裸奔的冯胜平《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4090901.htm

钟国平：用篡改美国历史来合法化毛泽东（反）革命集团的专政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4090302.htm

钟国平：宪政之争就是政权的合法性之争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5021801.htm

Monday, March 28, 2022——刘刚揭批冯胜平的链接：

王军涛、冯胜平、何频透露重大案情：张晓宁另类谋杀李进进

本文网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2/03/blog-post_28.html

推文链接：https://twitter.com/LiuGang8964/status/1508538713952948233

2023-06-19 01:42:01（馮勝平再次挑釁在前，我（徐文立）應對在後）馮勝平為何要在4小時冗長的視頻3:19-30處前後點名徐文立並暗諷為「不真诚的人」？！请回答！

文革中的《九級浪》｜周六八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DWKPZsn7vY

一

徐文立：冯胜平先生——你，是谁？！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0117/501432.html

附件

1，25年前美国作者约瑟夫·布鲁达《谁在保护北京的间谍》(刊登于《高级情治概览》(EIR)1990年5月18日，第73页“国内栏目”)(附中文翻译件)

2，小参考总第515期(1999.08.19)发表的——

“全美学自联安全工作组”1990年《全美学自联关于中共特务渗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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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胜平先生：你，是谁?!

——请看25年前美国报刊上的《谁在保护北京的间谍》及《全美学自联关于中共特务渗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

调查报告》

徐文立

(2015年1月12日)

海外特务的故事，讲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在自由环境下，为几斗米而享受不断造谣、挑拨离间、诋毁他人的长舌妇的乐趣。

现在公布25年前美国作者约瑟夫·布鲁达《谁在保护北京的间谍》(刊登于《高级情治概览》(EIR)1990年5月18日，第73页“国内栏目”)的报道及1990年《全美学自联关于中共特务渗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调查报告》，不是想故意地揭露一个可能的“特务”，而是鉴于信口雌黄党现已渐入“狂境”，破坏民运至今，而且没有一个可以拿出来明说的实质性内容!同时，也是为了让人们了解一些发生在『1989六四』期间幕后的故事。

现在发表的这二篇报道告诉人们，冯胜平就“最可能是特务”的人!是真是假，读者自有判断。扯胡平先生等等人，那是冯胜平先生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而为吧?是为了“洗白”自己，华丽转身成为“学者”、“专家”，乃至“国师”吧?

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把民运人士概括为四类”，有什么资格借“扣帽子”的打手方式去攻击、揶揄民运和中国人?而且，冯胜平先生所谓的“三民论”、“四类论”反反复复地说，越说越得意，越说越癫狂，自以为无人痛斥，犹如“定论”了!和我有过真正接触和共事的人都知道，我不但坦言、还多次发文，表示不主张在民运内部抓特务，因为：(1)民主是个开放的体系，公开而透明，任何人都有权参与;(2)民运没有财力和人力去做抓特务这件事;(3)民运没有处置和惩罚特务的权力;(4)在内部抓特务的结果，只会乱了自己，得意了对手。当然，民运内部高度警惕可能的特务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至于特务有没有那么多，我不敢确切地论断。如果连中国各地各界各乡(甚至包括监狱、港澳台及海外)的各级“情报员、报告员(他们是拿报酬的，不是自干五)”都算“特务”，那么，有几千万，我也会相信。

冯胜平先生以“旅美学者”的身份给习近平“皇帝”写的公开信我读过。

不巧他遇到了钟国平!真是“既生瑜何生亮”?!

让人们看清了他没有任何学术和政治的诚信，夸夸其谈，吊书袋而已，让许多好心人猛醒，让他从可能的“国师”的宝座上跌落了下来!

正如春秋冬月2所说：“钟国平——他以锋利的刀笔剥下了冯胜平先生的画皮”。“我将另开一主贴将他的观点全盘照登出来，希望看到冯胜平先生的自我辩护，不过我估计冯胜平先生的辩论会是非常苍白的。”

至今，人们没有看到冯胜平先生为此的辩白。

让人颇为感触的是，一副“悲天悯人、通情达理、纯如学子”样子的冯“学者”居然会造谣言、编故事，居然会弄错各个历史人物写的文章和著述。现在冯先生再以他人名义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人们已经无法相信了。共党的核心是一群流氓骗子，这话一点也没错。

冯先生的“三万进言书”，唯一值得“肯定”的是他“忠党爱国”的拳拳之心和盼铁成钢的热情。可惜这个“共产党、中共国”，已经行将就木，只有他这类人不这样看，还自以为中共“风景这边独好”呢!还自认为唯有中共才能救中国，习近平独裁好得很呢!还自认为中国没有了中共必乱、必垮呢!还自认为中国断然民主不得呢!还放肆地认为中国人除了“顺民、刁民”，就是“暴民”呢!大陆共产党都不敢明说的话，冯先生在海外替他们说!那么，他是什么货色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只问一句：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治理成食品有毒、饮用水有毒、连空气都有毒，它能不行将就木吗?你胜平，不甘小平、近平，狂要“冯胜平”；一旦他们明白你是用捏造的美国、英国历史，在“忽悠”他们，你的“忠党爱国”就可能一钱不值、甚至大祸临头了!

我一直以来，不告诉公众我为什么认为“他最可能是特务”。可是，冯胜平先生2014年12月29日发表的《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兼答民运中热衷抓特务的人》，真是非逼我走这一步，公布这二份资料!

至于其他人是否是特务，只要资料充足，各人都会有自己的判断，需得着冯先生这种人像中共那样居高临下地教导我们如何从“政治立场的表象背后”去判断他人真实身份吗?你有资格分类吗?你有资格教我们吗?你没有资格，你只有任务，这不是我猜测的，而是根据这二篇报道判断的。你若认为这些报道不充分，那么你自己找点什么其他的借口，不要拉其他人来垫背。

如果说你是在25年前被揭露了这可能的身份，这不表明你今天就没有这个身份了。特务是终生的工作和“荣誉”，特工不是临时工。

至于这个大千世界，他人怎么活着原本不关你的事，尤其在自由的世界。然而你怎么活着却有人关心，不是我，是你的卓越的身份引起媒体的兴趣。然而，你去嘲弄普通的民运人士怎么活着，只能说明你眼小、人小!任何人不读书、不经商、不打工而能活着的就一定是民运吗?你有人类具有的逻辑思维能力吗?再者说，民运人士怎么活着需要你去婆妈地指指点点吗?他人做什么需要你过问吗?我不说婆妈是小人，但你一个六十一岁的男人用婆妈的手法对民运人士和中国人指指点点，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

冯先生的哲理“写拿破仑就必须要有拿破仑的胸怀”实在高，是否可以同样地说“写民运人士必须要有民运人士的气概?”是否可以照样地说“写中共可以接受的公开信必须要有中共的背景”呢?我应当恭喜你，你献给习近平的三封“万言书”，能够自由地发表在国内网站而不被删除;你向习“皇帝”进言的“实施1982宪法即是宪政”的思想看起来和习近平提的“依法治国”有着高度的“共识”;如果你不想当“国师”，我不敢相信中国还有谁，如你这般以“前(“中共定的反革命组织”)中国民联的核心成员”“海外学者”的身份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谏”“苦劝”习近平，还踏上了几十年未敢涉足的台湾去推销你的“党主立宪”!

你说民运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告诉你不要只懂中共党史不懂中国民主史，民运起源于共产党还没出生的年代，包括在海外，而且只要中国不民主，它还会不断持续下去，它的起源和中共没有一毛钱关系，它的结束同样不由中共来定性、预测，这是人民对自由权利的要求决定的。反抗文明的人只会恐吓和说谎，但这一套，请不要拿到人们面前来炫耀。中共这个历史败类，若说与民运有什么联系的话，那就是以民运为名窃国并自立“正统”，然后打击追求权利与自由的民运人士及民运事业。你对民主制度的攻击让我理解了你的立场：中共当政成为“正统”，所以民运不能再搞了，必须跪在皇帝前“进谏”，如同各朝各代那样。——这就是你的论断“中共的运动史结束于民运”的真实写照。

中共专制不终，民主运动不竭!

至于冯先生写的致我和我的朋友们的公开信的内容，对不起，你自己去欣赏吧。特务最敏感于他人谈论特务，而且只有他们会“对号入座”。但这些不重要，胡平先生的“几条烟”和“见好就收”在这里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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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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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谁在保护北京的间谍

作者：约瑟夫·布鲁达

(翻译件)

http://www.larouchepub.com/eiw/public/1990/eirv17n21-19900518/eirv17n21-19900518_073-whos_protecting_beijings_spies.pdf

已经有证据显示布什(老布什——译注)政府可能在美国的土地上为中国间谍活动提供保护。根据最近披露的消息，一个在去年成功控制了《中国之春》集团的中国人是一个中国国家安全部派出的渗透性谍报工作人员。《中国之春》一直是全美最重要的反邓小平政权的中国学生组织。但该组织在被冯胜平(冯被指为中国间谍)掌控之后发生了极大的方向性的变化。冯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双间办公室工作，这个办公室是前国务院情报长官兼CIA副局长雷·克莱恩的。克莱恩是乔治·布什的长达几十年的最信得过的情报人员。这使人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冯所涉入的中国谍报战是得到白宫许可的。

针对冯的这一指控集中在一系列的(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内部文件上，这些文件据报道是被泄露给反北京政权的反对派手中，抑或是被他们偷出去的，然后以私带方式送出中国大陆。这些文件，加上相关的证据，都证实了：他们当时正集中力量对付当时持续了几个星期的中国学生运动问题。

其中一份文件签署时间为1989年4月，标题为“进展总结”。这份文件谈到了中国派驻美国的旨在破坏中国学生组织的间谍活动。该文件详细描述了冯胜平在“渗透”《中国之春》的活动中所担任的角色。文件称，冯以及他的“任务小组”(这是国家安全部对他们的称呼)在当时的目标就是一个州一个州地接管在美国的组织，而冯和他的任务小组的工作使得这个目标有望实现，而文件说当时这个工作正在进行中。报告说，在反邓小平政权的组织中，真正的反对者正在被孤立。其他的文件还描述了冯和他的助手们的另一个日常工作，即定期向上级领导汇报在美国的中国学生运动领袖的消息。

《中国之春》由王炳章博士于1982年创办，是美国第一个反对北京政权的学生组织。它在组织美国的中国学生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在1987年春的中共中央第12届常委会上，邓小平亲口指责王炳章博士。邓指控王妄图“带领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个就是邓在1986年底到1987年1月间发生的学运后所谈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译注)。

北京——很可能还有它在华盛顿的盟友——很焦虑。而且，中国本土上的学生也变得越来越激进。《中国之春》的平面印刷杂志那时是通过私带的方式进入到大陆的，这份杂志加剧了中国学生的激进程度，这也是中共官方在那以后一直这样说的。

冯发动围攻

在1989年1月8日，冯和他的15名支持者在《中国之春》执行委员内部发起攻势，将王和所有的组织创办者全部开除出去。冯，原本是普林斯顿大学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此时立即进驻华盛顿特区，在克莱恩的一个两间房的办公室里面工作，办公室位于K大街。冯担任《中国之春》负责人后的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起指控王炳章贪污款项的大规模行动。王被迫建立一个新组织——中国民主党，但局面远不如从前，加上当时正处于天安门大屠杀前夕。1989年6月30日，北京时任市长陈希同，发表讲话，为天安门大屠杀做辩护。他在讲话中特别点名指控王博士和他的中国民主党“煽动学生”并“趁动乱之际直接插手”。

接管北京之春不久后，冯和他的同伴开始修正他们对中共政权发出的反对声音，使得批评变得非常温和。同时，雷·克莱恩创建了一个新的刊物，《中国及亚太通讯》，任命冯为编委会成员。通过那个编委会，冯交往了一系列现职的和已经退休的美国情报机构人员。

事实证明，克莱恩对冯的“投资”非常有用。在北京1989年6月的大屠杀事件发生不久，克莱恩随即拽着冯参加在华盛顿特区的一个又一个的记者招待会，以在会上“解释”所发生的事情，也“解释”乔治·布什总统的行为，布什总统当时的行为导致整个社会斥责他为背叛了被屠杀的中国学生的胆小鬼，并激起国际社会的愤慨。

克莱恩与冯一起组建了一个新的组织，叫做“中国团结委员会”。这个新组织表面上宣称要作中国学生运动和美国情报人员之间的桥梁。虽然我们不知道冯以此身份与哪些人见面，但是克莱恩的亲密同僚，具有亚洲情治背景的前CIA局长威廉·柯尔比和前五角大楼情报机构长官理查德·斯蒂威尔将军必然包括其中。

由于有了这样的关系，《中国之春》发言人所采取的路线会变成那样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说什么北京学生“做得太过”以及“应该通过协商”等等之类的话。这其实是白宫的路线。而且就在发生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不久，冯开始指责林顿·拉鲁切(登载本文的杂志创办人——译注)以及《高级情治概览》(就是登载本文的杂志——译注)的“极端主义”，并扣之以“骗子”的大帽子。这，也是白宫的态度。柯莱恩自己也曾指责过林顿·拉鲁切是中国学生面前的“魔鬼”。

本文刊登于《高级情治概览》(EIR)1990年5月18日，第73页“国内栏目”

英文原文链接——

http://www.larouchepub.com/eiw/public/1990/eirv17n21-19900518/eirv17n21-19900518_073-whos_protecting_beijings_spies.pdf

注：“王被迫建立一个新组织——中国民主党”，有可能叫中国自由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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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谁在保护北京的间谍

作者：约瑟夫·布鲁达

(英文原件)

Click here for Full Issue of EIR Volume17, Number21, May18,1990

http://www.larouchepub.com/eiw/public/1990/eirv17n21-19900518/eirv17n21-19900518_073-whos_protecting_beijings_spies.pdf

Who's protecting Beijing's spies?

by Joseph Brewda

Evidence has emerged 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may be protecting mainland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on U.s. territory. According to recent revelations, a Chinese national who seized control of the China Spring group last year is a penetration ag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China Spring had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U.S.-based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 opposed to the Deng Xiaoping regime. Its policy changed dramatically after Feng Shengping-the alleged P.R.C. operative-took charge. Feng works out of the Washington office of former 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chief and CIA deputy director Ray Cline. Cline is a decades-long trusted operative for George Bush. This has led some to conclude that the P.R.C. intelligence coup involving Feng was approved by the White House.

Accusations against Feng center around a series of Minis- try of State Security internal documents which had reportedly been leaked to, or stolen by, opponents of the Beijing regime and smuggled out of the mainland. The documents, and sup- porting evidence, have been making the rounds of the Chi- nese student movement over recent weeks.

One document, dated April1989 and entitled"Summary of Progress," deals with P.R.C.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rected against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s. The document details Feng Shengping's role in"infiltrating" China Spring. It notes that a state-by-state takeover of the U.S. organization, made possible by Feng and what the min- istry refers to as his"task force," was then in progress. It reports that actual opponents of the Deng regim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were being isolated. Other documents report on Feng and his associates' role in regularly funneling informa- tion to their superiors relating to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lea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Spring was formed in1982 by Dr. Wang Bing- zhang, as the first U.S.-based student organization opposed to the Beijing regime. Its organizing among the Chinese student community in the U.S. proved to be quite successful. In the spring of1987, Deng Xiaoping himself denounced Dr. Wang in his speech before a plenary session of the12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n that speech, Deng accused Wang of trying to"lead China on the road to capitalism.”

Beijing-and possibly its allies in Washington-was worried. Meanwhile, students in China itself were also be- coming increasingly radicalized. China Spring literature smuggled onto the mainland became instrumental in that growing radicalization, a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since stated.

Feng launches a preemptive coupHowever, on Jan.8,1989, Feng and15 of his supportersran a coup withi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China Spring, and expelled Wang and all of the organization's founders. Feng, who had been an obscure member bas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omptly moved to Washington, D.C. to work out of Cline's two-room office on K Street. Feng's first action as head of China Spring was to initiate civil action against Wang for allegedly pilfering funds. Wang was forced to establish a new organization,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in greatly reduced circumstances-and as the revolutionary ev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approached. On June30,1989, the mayor of Beijing, Chen Xitong, delivered a speech justi- fying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n which he specifi- cally denounced Dr. Wang and his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for"inciting students" and having had"a direct hand in the turmoil.”

Shortly after taking over China Spring, Feng and his associates began modifying their opposition to the P.R.C. regime to that of mild criticism. At the same time, Ray Cline formed a new publication, China and Pacific Rim Letter, and placed Feng on its editorial board. There, Feng joined a number of active and retired U.S. intelligence agents.

Cline's"investment" in Feng proved to be handy. Imme- diately following the June1989 massacre in Beijing, Cline dragged Feng from one Washington press conference to an- other, in order to"explain" what had happened, and also to"explain" the behavior of President George Bush, whose cowardly betrayal of the massacred Chinese students was then provoking international outrage.

Cline then worked with Feng to form a new organization known as the China Solidarity Committee. The stated pur- pose of this new organization was to serve as a liaison be- tween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and the U.S. intelli- gence community. While it is unclear whom Feng is meeting with, Cline's close associates with Asian intelligence back- grounds include former CIA director William Colby and for- mer Pentagon intelligence chief Gen. Richard Stilwell.

Given such connections, it is not surprising what the line adopted by China Spring spokesmen has become. The Beijing students"went too far" and"should have negotiat- ed," they say. This is the White House line. It was also shortly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at Feng began denouncing Lyndon LaRouche and EIR for"extremism" and for being"crooks." This is also a White House line. Cline, for his part, has taken to denouncing LaRouche before Chinese students as the”de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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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990年全美学自联关于中共特务渗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调查报告

小参考总第515期(1999.08.19)专门报道各种受中共查禁的言论和新闻

http://www.bignews.org/990819.txt

全美学自联关于中共特务渗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调查报告

90(4)1

报送：

全美学自联总部，理事会，监委会，救援委员会

中西部学自联常务理事会

全加学自联总部

全澳学自联总部

抄送：

中国民主阵线理事会，监委会

中国民联联委会，监委会

中国自由民主党联络委员会

香港全支联常务委员会

主席，付(副)主席，各委员：

现将我们调查到的有关中共派遣特工渗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的部分情况，向学自联和各主要民运组织报告如下：

为维护其专制独裁统治，中共反动派历来敌视海外民运组织。国安部把对民运组织的渗透破坏，列为其海外特务工作的重点，以实现中共特务总管乔石“有计划派入，分步骤导控”的目标。

“八九”民运期间，中共暴政受到国内民主运动的巨大冲击，中共独裁者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但作为当时海外主要民运组织的中国民联，因遭到中共特务的严重破坏而分裂，陷于瘫痪，除发表几个声明外，无法在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六四”以后，中共对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震憾了全世界，绝大多数有良心的中国人从这次大屠杀中擦亮了眼睛，看清了中共反人民的本质，也唤醒了相当多的中共党员的良知，不少国安部的特工人员目睹邓李杨集团的法西斯暴行后痛心疾首，或自动停止活动，或倒戈起义，站到人民一边来。由于中共的法西斯面目的暴露，我们的国大陆下工作和国外反间谍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

但必须指出，少数死心塌地为中共效忠到底的特务，为了实现其罪恶目的仍在猖狂活动。令人痛心的是救援国内人士陈子明、王军涛的行动，由于特务密报连络暗号和行动路线致使二十多位杰出民运人士被捕，参加救援工作的同志几乎被一网打尽。中共头子得意地称：“这是近年来海内外配合得最漂亮的一仗”，并传令嘉奖得力特务分子。

我们在全美中国学生学者大会期间负责大会的联络、接待和安全保卫工作。因特务破坏了王军涛、陈子明等同志救援工作，全美学自联授权我组对中共特工混入民运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展开深入的调查。我组根据掌握到的国安部的有关档案，在大量人证、物证、书面证据的基础上我们又进行了多渠道的核实查证，现已查明：

房志远(丁楚)是出卖王军涛救援工作的罪魁之一，房志远和更早混进中国民联的中共国安部成员冯胜平(余丛)一起策划和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中国民联和破坏民主运动的活动。

丁楚真名房志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出国时遵照国安部的指示，护照上使用房西苑的名字。

丁楚在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就读时，曾与王军涛、胡平等参与自由选举，在中共秋后算帐的压力下，丁将北大自由选举的内情向中联部作了详细交待，得到中联部赏识，毕业后即被分配到广东省港澳办公室(原隶属中调局的特务机构)工作，备受重用。

一九八六年丁楚为出国留学，接受中共国安部潜入中国民联作特务工作的条件，履行了加入特务组织的手续，接受特工训练，专赴北京接受指示，于一九八六年底持F-1签证入美(按规定国家干部须持J-1签证，才准出国，国安部为使其特工人员长期潜伏美国，不受J-1回国两年的限制，八五年后，大多数特工持F-1赴美)。

丁出国后，即向国安部驻美头目杨长春报到，打入民联后，丁根据国安部的指示，参与策划分裂民联的活动，使民联陷于瘫痪。丁被任命为民联阵总干事和中国之春杂志的主编，一手掌握了民联的组织、财务和宣传大权，长期向中共提供情报，其中包括中春杂志投稿人的真名实姓、原稿复印件及民联组织情况和民联秘密成员登记表。在中共追捕王军涛、陈子明的行动中，丁楚钻进救援组织，骗取联络暗号和联系方法，通过国安部特务组织，定时向中共大使馆党组书记王维琪(国安部驻美特务头目)报告王、陈出走路线及有关线索，直接导致王、陈两人被捕和国大陆下救援组织的破坏，使民主运动蒙受无法弥补的损失。

另一渗入民联核心的中共特工冯胜平(余丛)，一九八二年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余丛出国前正式加入中联部，并履行入党手续。余丛初进入美国时的任务是向美国政府渗透，民联成立后奉命打入民联，随时向中共提供民联及留学生的情报。他曾数度回国向中共情报部门联系，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国内发生大规模学潮，余受中共急召火速专程回国汇报留学生动态。

余丛曾配合中共在美的其他特务进行活动，国安部副处长级干部以国内某机构驻美代表赴美活动时，余丛曾配合他进行搜集情报。

余丛与丁楚一起，按照国安部的指示，积极策划和从事分裂民联的活动，余还极力向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渗透，最近余丛试图钻入美国国会筹办的中国民主与人权基金会做执行干事，由于特务身份暴露，被美方断然拒绝。

以上丁楚、余丛两人问题的每一细节都有充足的证据，在此仅公布部分材料。

(一)，我组通过国安部内线协助，查到房志远及冯胜平两人正式加入中共特务组织—国家安全部，其中有房志远和冯胜平的正式编号登记表格。

(二)，我组由国家安全部内线，查到房志远密报给国安部的中国之春杂志投稿人的有关书面资料(包括投稿人真实姓名和背景材料，以及投稿人的原稿考贝件)、民联组织活动的书面报告其中有民联秘密成员的名单和正式登记表格等绝密资料。

(三)，由国安部内线提供的机密文件，见简报1989(8)16号、该文件清楚显示国安部通过其特务进行分裂民联的罪恶活动，控制了民联的核心及内部动作，达到了中共特务机关对民联制订的“有计划派入，分步骤导控”的目标。

(四)，国安部内线X提供材料：丁楚(房志远)和余丛(冯胜平)，在美国的领导原是中共驻美大使馆的杨长春，后为王维琪。丁、余二人来美后，先后到杨处报到，杨是国安部的一个小头目，公开身分是教育处的党组书记，具体负责特务工作。丁向杨报到时，有人问杨：“他为什么要到使馆向你报到?”杨答：“天知，地知，我知，别人没有必要知道。”

(五)，国安部内线Z揭发：丁楚一直向国安部报告民联情况，他是经过一个中间人向上报的。而余丛常亲自跑到大使馆汇报。国安部对民联和中春的情况记录得很详细，每发生一件事，国安部立即知道，杨长春为此得意洋洋地说：“中国之春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皮底下。”

(六)，国安部内线K揭发：八九年四月间的一个晚上，余丛去使馆找杨长春汇报，因为时间太晚，杨留余在使馆过夜，教育处的一秘王祖荣与杨不合，就质问杨：“干吗叫一个民运分子在使馆过夜?”为此，王祖荣还向北京的上司打了小报告，说杨与民运分子勾搭。杨说：“冯胜平是中联部正式外派人员，王想陷害我。”事情闹到了韩叙大使那里，韩向王交了底，才把事情摆平了。

(七)，国安部内线D揭发：在一次教育处会议上，王祖荣发牢骚说：“丁楚、余丛有什么了不起，杨长春把他们当宝贝，就知道往上爬。”杨长春和王祖荣闹矛盾，知道丁楚、余丛真实身分的人就多了。

(八)，国安部内线H揭发：最近民联总部从纽约搬到华盛顿余丛办公室，是国安部的幕后主使，他们早就策划这件事了，因事先没有通知王祖荣，事后，王很不高兴，扬言：“我就是要不断地提余丛和丁楚，提他们的身分，他们也得归我管，看你安全部尊不尊重我。”

(九)，国安部内线L揭发：王军涛、陈子明被捕后，某说：“多亏了丁楚”。丁楚随时与王军涛联系，王军涛很相信丁楚。因此中共掌握王、陈的线索，一直等到最后一刻一下子抓了他们，也抓了港支联的策应人员，对中共来说，丁楚真是立了大功。事后国安部指示丁楚，有人问王、陈是怎么被捕的，你就说是王军涛的一位助手出卖的。(注：王军涛被捕后，丁向外面解释说，王军涛是被他的助手费远出卖的。)

(十)，国安部内线J揭发：八八年下半年，中共侨办主任廖晖来纽约，丁楚参加了廖晖的座谈会，丁故作姿态提了几个问题，说要与政府对话，有人为此大骂丁楚，国安部的头目脱口说：“这个人不要骂了，人家进去在里面作不容易。”

(十一)，国安部内线M揭发：“国安部要我监视某校的民联分子，告诉我几个人的名单，还把这几个人给中春投稿的拷贝件给我看了，这些拷贝件是丁楚提供的，有一个留学生参加民联才一个星期，他周围的同学都不知道，但国安部却知道了。”

(十二)，国安部内线A揭发：“民联开除王炳章之后，召开四大之前，我接到国安部指示，要在留学生中间多讲丁楚的好话，说丁楚这个的能干，观点温和，实际，目的是要使丁楚出任民联要职。

(十三)，国安部内线N揭发：中共国安部官员在内部介绍丁楚的情况时说：“丁楚有时动摇，但关键时刻还是能配合。安全部在民联内放了不少人，最起作用的要算丁楚，我们对民联的情况非常清楚，大部份靠丁楚。”

(十四)，民联秘密成员Y.J.揭发：一次，我的一个同学突然跑来问我：“你怎么参加中春了?领馆都知道了。”我大吃一惊，因为我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参加了中春，他接着对我说：“昨晚我在一个中国同学家聊天，聊到民联和中春时，一个在座的同学讲，中共领馆对中春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这个学校的Y.J.就是中春的。他用Y.J.的笔名给中春投稿，领事馆都知道了。”我细想一下，中春内知道我的真名的，只有两三个人，而知道我的Y.J.笔名的，就只有丁楚一人，别无他人，因此我觉得丁楚有问题。

(十五)，中共高干子弟H.W.揭发：房志远(丁楚)1980年在北大参与学生兢选挺积极，事后听说有秋后算账，他很害怕，托人向中共求情，在一位高干子弟的安排下，中联部派人与房志远联系，那时房志远在北大读国际关系，业务归中调部和中联部管，中联部的人找房说：“你可以写个材料，详细说明北大选举的情况，再认识认识，我们可以帮你疏通。”房照办了，上面认为这份材料写得不错，有很多内情，上面很满意，房因此没有挨整，后来很受重用。

(十六)，民运人士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揭发：去年七月二十八日，丁楚对某某某讲，我已和王军涛联系上了，还派人送给王军涛两万美金。

丁又对某某某讲，我与王军涛、陈子明随时都有联系，我们经常通话。十月份，王军涛、陈子明被捕后，丁突然改口否认上述讲话。丁还对某某某讲，我们已查清，王军涛是王的助手费远(经改所副所长)出卖的。在另一场合，丁又讲王的被捕，是因为香港方面有问题，但香港方面的人说：“我们参加营救数十次，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一定有国安部特务卧底。”

(十七)，国安部内线Q揭发：去年七月，丁楚通过一个中间人，向大使馆的国安部负责人王维琪定时密报王军涛、陈子明等的逃亡路线。陈、王被捕后，上级透露：“捕王、陈是海内外配合最漂亮一仗，相关人员都立了功，房志远立了大功。”

(十八)，国安部内线K揭发：”冯胜平我很熟，我们前后脚来美，我们都属于中共情报系统外派较早的一批成员，我在西部，他在美东，他曾跟我说过：“我们干这种工作很够剌激。”听使馆的领导说过，冯胜平是个很能干的人，他原来的任务是，毕业后打入美国的政治圈。但不知后来他怎么跑到民运组织中去了。我们俩曾共同策划过一些事，如组织人员到以色列去秘密访问，就是我俩一起搞的。”

(十九)，国安部内线T揭发：“冯胜平当然是AGENT(间谍)，他和我同校同一专业毕业，比我高一年级。现在复旦国际关系专业归国安部管(以前是中调部和中联部管)，大部份复旦国际关系专业毕业生被送出国前，都要履行手续，我还没有见过一个不履行手续就可以出国的。

(二十)，留学生某某某揭发：“我来美之前，我母亲告诉我，冯胜平刚参加了中联部，为正式工作人员。并且入了党，那时，冯很骄傲地跑到我家，向我妈妈道别，他说要到美国去了，参加了中联部，并入了党，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事。”

(二十一)，中共官员S揭发：八六、八七两年，某某某以体改所驻美代表的身分来美活动，他赴美前曾被贾春旺(中共国安部长)召见，任命为国安部的副处长级干部，赴美从事活动。某某某说他每次去美国都是先住在冯胜平家里，他在美国的活动，很多是冯胜平帮助安排的，他俩合作在美国奥克拉荷马州TULSA市举办了一次吸引美国商人前往中国大陆投资的讨论会。

以上是我们已经查证的部分事实，因涉及保护当事人的原因，有些重要材料没有列入。

上述材料清楚证实中共特务渗入民联核心之后所起的严重破坏作用。我们必须认识中共是有长期特务统治经验的法西斯政党，我们与中共特务组织的斗争，是争民主反专制的一条重要战线。我们不可书生气十足，被中共特务的乔装打扮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被中共特工所散布的谬论所误导，把复杂的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将发出第二批材料。揭发材料中的有关证人，必要时可向有关部门作证。)

附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情况简报

(1989)(8)10号

略：这个简报总结了国安人员邵华强反水事件，通报了国安人员道(导)控下“有效地引导了中国民联四大”，孤立王炳章，最终作出决议开除王炳章出民联的过程。

全美学自联安全工作组

王晾(签字)

责任编辑：赵亮轩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二

冯胜平先生意欲何为？

——答冯胜平《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徐文立

（2014年12月29日）

冯胜平先生一反“著名”的“三封万言书”，对习近平先生的“含情脉脉”；以编故事、造谣言的《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来向我徐文立“兴师问罪”。人们不禁要问冯胜平先生“意欲何为”？

冯胜平先生《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2009年11月26日初稿，2014年12月26日修改，2014年12月29日借他人之手发表；一篇文章整整准备了5年，才在现在公开发表。人们不禁要问冯胜平先生“意欲何为”？

我的确是在退休之后，却还是不断提醒朋友们：海内外民运中弥漫着“失败主义、取消主义、替代谋略、争当’国师’、准备被招安之五大邪风，甚嚣尘上。”希望大家保持高度警惕。

我的确是在接到国内学者钟国平先生《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华盛顿革命集团”——评冯胜平先生《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等三封信后，不断地将这三封信转发给各位朋友们。因为这三封信特别点出了冯胜平先生“顶层设计”是：“通过篡改美国历史而编造出来的’华盛顿革命集团’理论试图为‘取消民主运动’、‘归顺权势集团’、‘建立［党主立宪］的假民主宪政’等各种舆论造势,提供所需要的‘历史源头’及‘理论基础’。假以民运人士加美国学者身份、深谙民情的万言书尤其是加上一些‘故作尖锐状的时局批判’,极容易骗取读者信任,将其鼓吹的‘假民主宪政’和虚假历史当作真民主宪政和真实历史,引导读者主动放弃自由与民主的念头与行动。

冯胜平先生说’人民应该再给这个党一个机会’,如果你问‘凭什么’,那么这就是他的答案:——

你们既然崇拜美国的宪政民主,那么我以30年’美国历史专家和美国学者身份’告诉你们:美国的民主宪政是由‘华盛顿革命集团’通过结合‘普世价值’与美国‘特色’搞的‘党主立宪’而来的,所以你们应该归顺‘中共革命集团’,等他们结合‘普世价值和中国特色’,搞一场‘党主立宪’,之后中国就民主了,你们老实呆着,等到那一天就行。既然‘华盛顿革命集团’打天下坐天下到今天,那么,如果你们要学习美国,就意味着等待‘中共革命集团’,他们会听取和采纳我的‘谏言’而效法‘华盛顿革命集团’,你们等着就是了!

一段杜撰、捏造的美国宪政历史让人们等到的将是‘中共党主’的‘帝王梦’,其实就是‘假宪政梦’。”

这样一来，不但让冯胜平先生在民运朋友和民众中中失了起码的学术和政治信誉，恐怕也让习近平先生察觉到了冯胜平先生在“忽悠”他！

这样一来，就让人们明白了，为什么：“冯胜平先生一反著名的“三封万言书”，对习近平先生的“含情脉脉”；以编故事、造谣言的《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来向我徐文立“兴师问罪”了？

冯胜平先生《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开信》，2009年11月26日初稿，2014年12月26日修改，2014年12月29日借他人之手发表；一篇文章整整准备了5年，才在现在公开发表了。

冯胜平先生，还用我多说什么吗？

附《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华盛顿革命集团”——评冯胜平先生《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等三封信。冯胜平先生的致习近平先生的进言信，恐怕就不劳我再发表了吧？至于，世人皆知的冯胜平先生当年如何攻击诽谤王炳章先生的往事，也就不必由我来重提了吧？

朋友们再看看附件中的钟国平先生的评论，恐怕什么都明白了

三

馮勝平致習近平信是維護專制、編造美國歷史

作者∶鍾國平

（2016年10月14日）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61014/726926.html

美國歷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

——評馮勝平先生《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修正版）

鍾國平

（小注∶此文發表之後，承蒙一些專家批評，現做了一些小的修改重新發表，請諒！）

馮勝平先生在《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中主張「黨內民主，以法治國∶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他以美國實現民主化的「歷史」為藍本，試圖說明「從一黨為大的黨內民主出發」可以達成全社會的民主。

他的「美國藍本」說，當年美國就是以「華盛頓革命集團」為核心開始搞「黨主立憲」，從而發展到了今天。這位號稱三十年前到美國讀書時就通讀了《美國制憲會議筆記》巨著的「學者」馮勝平先生，以學者和專業人士的身份提出了「華盛頓革命集團」的說法，筆者搜遍所有的英文學術與非學術資料，沒有找到任何一個此種說法的學術出處，而文中對美國歷史的篡改與歪曲，更是隨處可見。筆者將之集中分析于以下五個要點中∶

一、馮先生說∶「美國建國初期，也是一黨——華盛頓革命集團——獨大，沒有與其它政治勢力分享政權┅┅沒有與被趕到英倫三島的保守派共同制憲，也沒有與國內自由派托馬斯·潘恩和亨利·帕特里克分享政權。（華盛頓的）朋友麥迪遜忠實地記錄了制憲會議的全過程。」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1774年，富蘭克林召集13個殖民地秘密組成大陸議會並召開第一屆會議，1775年的第二屆會議任命華盛頓為總司令，因為在所有議員中他最有作戰經驗，指揮過不超過1200人的軍隊。任命華盛頓更是出於政治上的妥協∶非常多的議員厭惡北方殖民地的那種反抗精神，而華盛頓是弗吉尼亞州的農場主，而且具有領導能力、作戰經驗，富有貴族精神，家境富裕。因此他的背景讓每個議員都覺得滿意。獨立戰爭勝利后，他解散部隊，辭去一切職務，回老家經營農場去了，直到1787年再次被選為弗吉尼亞州的費城會議代表。

費城會議代表都是各州指派的專業人士，原定70名代表，實際到會55名代表，平均年齡42歲。富蘭克林被尊為議長（「patriarch」）；華盛頓為會議主席，就是主持人，自己不參与發表意見；威廉·傑克遜被選為秘書長，做會議記錄，但他的筆記太簡略，而麥迪遜的筆記並非由代表們指定，但內容詳細，最終成為歷史文件留下來，與華盛頓無關。52名代表曾在殖民地政府或州政府任過職，一半以上是律師，75%曾經當過大陸議會或邦聯議會的議員，29名參加過獨立戰爭。這些人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戰，沒有任何人以華盛頓個人為中心形成過「華盛頓革命集團」！

美國史料記載∶傑出人物中有人未參加制憲會議，原因如下∶托馬斯·傑斐遜在法國任大使，他在給在英國任大使的約翰·亞當斯的信中表示對這次會議的支持；帕特里克·亨利（這才是此人的姓名的正確順序，大學者連人名都沒搞清楚）拒絕參加費城會議，他說他聞到了「專制」的味道；其他的如約翰·漢考克生病；另有未入選者是因為選民認為他們不適合和平時代的國家管理。馮先生提及的托馬斯·潘恩是1775年才移民到美國的，雖然寫的膾炙人口的小冊子《常識》銷量極大，1777年卻因密通法國而後遭到邦聯政府解職，1787年他已經去了倫敦，加入最終於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所有這些原因都與華盛頓無關！

二、馮先生說∶「美國的憲法是人制訂的。具體地說，是戰勝了英國殖民者的華盛頓革命集團制訂的，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也是由這一集團執行的。」

真實情況是∶費城制憲會議既不是華盛頓提出的，也不是他擔當實際領袖，更不是他參与意見的∶1786年5月，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平克尼在馬里蘭州的安納波利斯召開的安納波利斯會議上向邦聯議會請求召開修改邦聯條例的會議，得到6個州的強烈支持，通過了一項議案，呼籲所有州在1787年5月相聚于費城以討論如何在「大公約」下改善邦聯條例。這就是費城會議的來歷。所有代表都是由各州依照他們的法律推舉出來的，制憲會議上代表們尊富蘭克林而不是華盛頓為議長（「patriarch」），也就是說制憲是在富蘭克林領導下完成的，馮先生很誇張地說的「富蘭克林一錘定音」之類的酸倒一整排牙齒的話恰好印證了富蘭克林而不是華盛頓在會議中的領袖地位，也說明了沒有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在制定美國憲法！

史料記載，華盛頓沒有搞助選活動，也不因為當選總統而興奮，他的太太還因華盛頓的當選而不高興。但因為初任總統責任重大，他更是全國最富有的人之一（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當年的總統薪俸低，卸任后沒有收入，若沒有強大的財富做後盾，卸任后的生活質量會大受影響），加上他的威望高，所有州都投票給他。華盛頓是美國歷史上唯一全票當選的總統和唯一無黨派總統，約翰·亞當斯票數第二，為副總統，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被任命為財政部長，托馬斯·傑斐遜為國務卿，埃德蒙·蘭德夫為司法部長，這樣的內閣成員從能力和從資歷上看，哪一個不是最佳人選？哪一個與所謂的「華盛頓革命集團」有關係？哪個「其他政治勢力」，如果還存在的話，比這些人更加稱職？居然說沒與「托馬斯·潘恩」分享政權，請問馮先生知道他連大學都沒讀過，在英國是一個破產的小業主，於1774年底到的美國，1777年任外交部長期間，因與法國秘密談判的醜聞被揭露而於1779年被從邦聯議會開除的經歷嗎？還有帕特里克·亨利，他是律師也曾擔任弗吉尼亞州州長，但他是反對憲法的「反聯邦主義者」的代表人物。根據美國憲法，所有人就職必須宣誓捍衛憲法，馮學者認為他合適入職內閣嗎？還有什麽人，請拉個清單！

關於政黨問題。第一屆總統任期中，華盛頓就因為兩黨之爭感到頭疼，已經擬定了不再連任的告別信，但是考慮到正在與法國、西班牙等國進行領土方面的外交談判，以及國內形勢不穩定，各界仍然強烈要求華盛頓繼續擔任一屆總統，兩個對立黨派的創始人漢密爾頓和托馬斯這時居然也聯手要求華盛頓繼續擔任一屆總統，這樣華盛頓沒有發表這封告別信，勉強繼續擔任一屆總統。然而兩個黨派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華盛頓自己年事已高，對政黨之爭感到困頓，毅然決定必須辭任第三屆，讓其他人擔當此職。華盛頓修改了幾年前寫的告別信，于大選前兩個月在報紙上公布，很快轉載於全國100多家報紙和其他媒體。這樣華盛頓擔任了兩屆總統。

「華盛頓致美國人民的告別詞」已成為美國重要的歷史文件，至今每年華盛頓總統誕辰那天上午參議院都指定議員朗讀。在信中，華盛頓特意提到他反對政黨政治，他寫道，「我已經告訴過你們這個國家處於政黨之爭的危險中，尤其是以地區為界限來分黨立派的危險。現在讓我以更全面的角度，以最鄭重的態度告誡你們全面警惕黨派問題的惡劣影響。不幸的是，這種派性與我們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並紮根於人類思想里最強烈的慾望之中。它以各種（即隱性和非正式的——筆者）形式存在於所有政府中，但多少還能受到抑制、控制或約束，而在顯性的形式下（即公開的政黨形式——筆者），派性問題特別明顯且確實是政府最危險的敵人。」

三、馮先生說∶「美國第一次總統選舉，390萬人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有選舉權。沒有選舉權的人包括女人（50%），2/5的黑人（10%），不納稅的窮人和反對過革命的人（20%）。」

實際上，1787年舉行的聯邦制憲會議就把投票資格交由各州決定。選舉人口的確定在當時依據以下法律∶

根據從英國普通法演變而來的州法律，婦女婚後沒有財產，財產屬於丈夫。因此當時人們認為由丈夫代表全家投票是恰當的。

關於黑奴，南方代表要求算人頭以增加南方州的人口基數從而獲得較多議席；北方要求不算，因為黑奴是市場上購買的，屬於財產，應該徵收財產稅提高政府收入，而且算人頭會虛增人口基數，不公平。最後妥協為∶每個黑奴按3/5的人頭算人口，在憲法中屬於「所有其他人」。

投票權需要年滿21歲的男性公民，但參加叛亂或其它犯罪而被剝奪權利的人除外。

至今美國憲法仍不保證是公民就必然有投票權，投票權依然由各州法律決定。例如現在，多數在外國和海外屬地出生的美國公民、未在選舉機構登記的、緩刑期的、假釋的、在監獄服刑的以及被判重罪的美國公民，和18歲以下美國公民不能投票。

四、馮先生說∶「華盛頓革命集團完成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過渡，自我分裂成聯邦黨和反聯邦黨」。「這不是君主立憲，也不是民主立憲，而是典型的『黨主立憲』」。

這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當年邦聯議會授權代表們修改邦聯條例，由於整個會議對外保密，當會議結果是一部美國憲法而不是邦聯條例修改案的時候，整個公眾社會一片驚愕！於是社會立即分裂為贊成的和反對的兩大陣營，贊成者被稱為聯邦主義者，反對者稱為反聯邦主義者——不是「政黨」。反聯邦主義者擔心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會侵害他們的個人自由及權利。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伊三位費城會議代表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向公眾解釋憲法，消除反聯邦主義者的擔憂。這些文章被統稱為《聯邦主義者》文集。

根據美國史料記載，在第一屆政府產生以前，美國根本沒有政黨，不存在「黨主立憲」，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政黨——聯邦黨是在1791年成立的，由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發起，主要是銀行家與企業家，第二年，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組建了民主共和黨與之抗衡。雖然華盛頓總統同情聯邦黨，但是他始終在兩黨中間保持中立。也就是說，兩黨成立根本不是從任何一個黨分裂出來的。事實上從聯邦政府剛產生，內閣的兩位部長就對憲法理解發生了分歧。

五、馮先生說∶「美國國父們的傑出貢獻在於把權力制衡的原則（普世價值）和美國現實（美國特色）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國家機器。制憲會議代表要決定的第一個問題是總統的人數和權力，富蘭克林一錘定音；爭論的另一個焦點是議會的許可權，代表們終於在富蘭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達成共識。」

這完全是捏造。在200多年前的18世紀，全世界根本沒有普世價值這個概念，更不存在與美國特色結合的問題。

而且，制憲會議爭論的第一個問題是議會結構而不是總統的人數和權力。當時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平克尼拿出一個方案，沒有被採納，埃德蒙·蘭德夫代表弗吉尼亞州拿出麥迪遜的方案，該方案對人口眾多的大州有利，人口少的州反對此方案，於是新澤西州的威廉·彼得遜拿出一個替代方案，但是大州又反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也拿出一個方案，由於和英國太相像而被放棄，於是在弗吉尼亞與新澤西州方案之間產生了劇烈的爭論，導致會議處於停頓狀態。最後不是富蘭克林一錘定音而是康涅狄格州代表羅傑·謝爾曼提出合併兩個方案，國會由上院（二樓）與下院（一樓）組成，上院按每州兩名代表，下院按照每個州的人口比例。這就是著名的「謝爾曼大妥協」。隨著這一大妥協的達成，會議也較順利地就行政權問題達成了協議，為了避免一個機構獨掌權力（像英國議會那樣），美國憲法給予總統較大的權力∶包括官員任命（含法官）、否決法案，三軍統帥等。同時就商業也達成妥協∶所有涉稅法案只能由下院提出。

後記∶

通過篡改美國歷史而編造出來的「華盛頓革命集團」理論試圖為「取消民主運動」、「歸順權勢集團」、「建立『黨主立憲』的假民主憲政」等各種輿論造勢，提供所需要的「歷史源頭」及「理論基礎」。假以民運人士加美國學者身份、深諳民情的萬言書尤其是加上一些「故作尖銳狀的時局批判」，極容易騙取讀者信任，將其鼓吹的「假民主憲政」和虛假歷史當作真民主憲政和真實歷史，引導讀者主動放棄自由與民主的念頭與行動。

馮勝平先生說「人民應該再給這個黨一個機會」，如果你問「憑什麽」，那麽這就是他的答案∶——

你們既然崇拜美國的憲政民主，那麽我以30年「美國歷史專家和美國學者身份」告訴你們∶美國的民主憲政是由「華盛頓革命集團」通過結合「普世價值」與美國「特色」搞的「黨主立憲」而來的，所以你們應該歸順「中共革命集團」，等他們結合「普世價值和中國特色」，搞一場「黨主立憲」，之後中國就民主了，你們老實呆著，等到那一天就行。既然「華盛頓革命集團」打天下坐天下到今天，那麽，如果你們要學習美國，就意味著等待「中共革命集團」，他們會聽取和採納我的「諫言」而效法「華盛頓革命集團」，你們等著就是了！

一段杜撰、捏造的美國憲政歷史讓人們等到的將是「中共黨主」的「帝王夢」，其實就是「假憲政夢」。

2014年8月27日最後定稿

（編者注∶作者為國內學者）

四

评“冯胜平致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二封信”

2014-08-11 来源：钟国平博客

http://www.wailaike.net/news-1145000-0.html

从整体内容上看，冯先生这封信完整叙述了中共主导下的“宪政民主”战略规划和宪政民主改革的路线图。在这封信中，冯劝谏习近平“主动开展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若将这两句话合在一起，意思很明确，就是要“打起宪政的旗帜，贯彻执行（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 冯先生认为既然既得利益集团和自由派都不会支持习近平的“强国梦”，但都会支持习“搞宪政”，那么与其打压不如因势利导，用冯先生的话说“与其鞠躬谢幕，击鼓传花，把矛盾留给下一代，不如开创历史，推行宪政。”

冯先生所说的“宪政民主”是什么概念？虽然文章并未定义，但在信中已经提出来，1、“要实现宪政，当务之急是落实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也就是，“党可以在法之上，但它必须以法治国”，而不能“置自己规定的法律条文而不顾”。2、要实施民主就是从“党内民主选举”开始：“先在若干城市设立政治特区，做民主选举的模拟实验”，然后在即将退位的时候，“实行党内民主选举”。“在可控的情况下，由地方选出党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选出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选出总书记。”另外，他还用“历史事例”引述宪政改革成功的“宝典”----可控性（也就是强权政治），就是：整个宪政改革必须由大权在握的铁腕人物主导，路径则是：“顶层设计，强制推行”。

总之，冯先生所倡导的“宪政民主”是以“强权铁腕”为前提的、由皇帝亲自领导的、党在法之上的“依法治国”和皇权交接过程中的“党内选举”。所依之法是中共自己的宪法，所指的民主是“党内民主”。皇权交接的具体步骤是：在“可控”情况下，以“党内民主”方式逐级选举“党的代表”、“中央委员”、最终选出“总书记”。换句话说，冯先生关注的并非宪政民主，而是关心在皇上稳坐龙椅十年之后，如何选择一位以“总书记”为名的非血亲的新帝，也就是十年后的新皇上接班的问题（看似特别有远见）！为了安抚大众，这种皇上接班策略以“宪政民主”的外衣出现，以避免既得利益者和自由派对皇上所提的“强国梦”的不满。

鉴于冯先生将皇帝的接班问题归为“宪政民主”问题，我希望澄清几个基本概念，以便读者真正认识宪政民主与皇帝接班之间的差别：

1、宪政民主是否能接受“党比法大”？冯先生强调中国目前“有宪法无宪政”，认为党比法大不是问题，有宪法却不遵守才是问题。然而，宪政民主的必然特征就是“人人平等、法律至上”，这个平等包括任何党派与任何个人的平等。若党大于法，那么社会就不是人人平等了，也就从定义上不属于宪政民主社会了。在美国，政府行政机构虽然为权力机构，而且通常为执政党指挥，加上非常有钱，但是在法律面前，它的地位与被它起诉的哪怕是一个非法移民的地位都是相同的。这是因为宪政民主社会不接受人人不平等，当然也更不接受“党比法大”，否则执政党将因为违宪而下台。2、什么是法制？在中国大陆，说简单和通俗一点，就是：“刀”下之治。冯先生所谈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法制而不是法治，其渊源最早来自古代法家思想：统治者先设定一个法律，他自己不受该法律的制约，但其他人都必须遵守该法律，然而在一个管理失控、腐败堕落的皇权专制体制下，原本为皇上不受法律制约的律条演变成整个权力阶层均不受法律制约的实际操作。于是历史上有强势官员在皇上的撑腰下，对朝廷进行整肃（改革），于是“改革”几乎成为“进步”的代名词，这就是冯先生所形容的“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但是以悲剧告终的“改革者”为多，例如商鞅变法以自己被五马分尸而处死。不过冯并未提及强权推行法制者多以失败告终的事实。

3、遵守法律是否等同于“法治”？冯先生描述 “中国人重情，美国人讲法；中国人办事托关系，美国人有事找律师”。冯先生认为这“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人治和法治。”但这不是人治与法治的差别，而是不同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的法律执行层面的问题，也就是“法制”的问题。那么，真正意义上的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是什么？法治是“法律为王，一切个人、党派、机构、权力拥有者，一律处于法律之下，任何个人和机构不得置于法律之上”。人治是什么？简单说，就是“王就是法律”！详细说，就是法律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也就是以“法制”为工具的“帝王高于一切（含法律）”的体制。所以，所谓遵守法律是法制的问题，不是法治的问题。

4、强权是通向民主宪政的必由之路吗？冯先生说“掌控权力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历史上凡成功改革，如俾斯麦、彼得大帝和蒋经国的改革，无一不是大权在握的铁腕人物”。从历史背景看，彼得大帝是18世纪的人物，那个时候即使非改革者也照样得强势，否则会被赶下台去性命难保，然而在那个时代，即使强权人物也照样有改革的失败者，如拿破仑；俾斯麦为19世纪的人物，虽然号称“铁血”首相，但是在他之上的国王才是真正拥有实权的国家元首，他晚年就因为与新国王不合而被迫辞职，结局虽然不像商鞅变法，但也是以改革失败而告终，而且他的改革并不与民主宪政有关。只有蒋经国的例子与民主宪政有关，然而蒋经国改革在1987年末，当时台湾处于国际孤立地位，且世界格局正发生巨大改变，从1980年起，许多国家开始走向民主化，根据Cheibub, Gandhi, and Vreeland （2010）的统计，二战刚结束时，民主国家有34个，1980年民主国家已上升到54个，并从此进入民主转型高峰，到1988年台湾民主化的时候，民主国家已经达到66个，而2008年民主国家已经达到118个。这就是蒋经国民主转型的国际背景。台湾利用民主化打破被大陆孤立，以解决台湾在国际上丧失合法地位的问题。也就是说，台湾的转型成功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蒋经国的强权，而是因为国际和国内形势的综合条件促成的，他转型时已经要去世了，根本不存在强权问题。5、最后必须提到一点，关于作者谈到的顺民、刁民和暴民的“三民主义”问题，这是站在专制极权位置和立场上对人民的极大的侮辱和蔑视。事实上是，在历史的任何时候，人民都是人民，但人民的地位不同，例如在专制集权时代，人民实际上是一个让人民本身感到羞辱的词汇，然而在民主宪政时代，人民是一个让每个人感到骄傲的词汇，正如美国政府自称“我们人民”而不是“我们政府”。任何一个真正主张宪政民主的人都绝对不会以如此轻蔑的口吻称呼自己，这样称呼人民只能说明作者自己将自己置于“人民”这个阶层之外，或者说，将自己置于皇上的“谋士”或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然而请作者记住：在皇上心里，一切他治下的人，都是他的私有财产，不是人！

参考文献：

Cheibub, José Antonio; Gandhi, Jennifer and Vreeland, James Raymond. （2010）.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Revisited.” Public Choice, vol. 143, no. 2-1, pp. 67-101.

五

裸奔的冯胜平《致习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评冯胜平的“党主立宪”即“行中国《1982宪法》”

钟国平

冯胜平先生（下称“冯”）近日再次以“万言书”向习近平表忠心：“宪政之路”就是实行“六十条”（即习的三中全会《决定》）；“宪政就是严格按照《82宪法》治国”。这次冯非常直接，他说：中国的“立宪，只可能是‘党主立宪’，……，行的是中国‘1982宪法’。”不仅如此，冯还以最直白的方式攻击“民主”，他说，“民主不能结束专制；它往往只是专制的另一种形式。在古典政治学意义上，民主是最坏的一种政治制度。亞理士多德视民主为暴民政治，成为两千年西方政治学主流。”在光天化日之下冯又生造谎言了：首先，冯所说的“宪政”就是执行某一部宪法，但即使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宪政也没有如此简单。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根本没有说“民主是最坏的一种政治制度”！更何况我们凭借常识也能知道“民主就是暴民政治”的所谓理论根本不是西方政治学的主流，西方政治学主流是建立在社会契约理论基础上的宪政民主，与暴民政治有着天壤之别。

2013年2月冯公开发表的第一封信与第二封信里，我们还能看到披着民主宪政外衣的假“宪政”和假“民主”，而这封信直接丢掉外衣裸奔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随笔者回顾一下这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冯主张《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这个时候虽然冯通过编造一个“华盛顿革命集团”来提出“党主立宪”的假宪政，他解释说中共可以“效仿”，即以习近平为核心，搞中共“党主立宪”，但他仍试图承认假宪政的目标是：“从一党为大的党内民主出发”，达成全社会的民主。冯的第二封信在字面上尚未将民主当作洪水猛兽加以否定和攻击。冯提议通过逐级选举“党的代表”、“中央委员”、最终选出“总书记”的方法搞所谓的“党内民主”，以求皇权交接过程的平稳性，使得红一代、红二代、……红世世代代维持江山。

那么，冯何以能够公开地攻击民主、推销假宪政的呢？

这次，冯又玩上了假学术。他说：亚里士多德的《政府论》谈到共和制异化后变成民主制，这是“多數人的专制（TYRANY OF THE MAJORITY）。”并举苏格拉底的例子说“民主就是暴民政治”。

然而，这一小段话就有六处之多的谎言陷阱：

1）《政府论》不是亚里士多德写的，而是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写的，这篇文章倡导的就是主权在民的民主社会。文章说，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与人民订立的社会契约而不是神或家族的权威基础之上，政府若违反社会契约或不建立社会契约，人民就有权推翻它。该民主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

2）亚里士多德写的是《政治学》。真实的内容是：它将那个时代存在的政治制度分为三大类，这三大类中，运作成功的政治制度以位于今突尼斯的君主制、位于斯巴达的贵族制和位于雅典的宪政制为代表。与这些同类但已经被异化了的政治制度分别为：暴君制、寡头制与民主制。《政治学》第四卷指出：在运作不成功的制度中，民主制是对政治社会伤害最轻的一种”！亚里士多德提出：所有六种形式中，宪政制是最好的制度。他评价制度好坏的标准是：好的制度维护所有人的利益，而坏的制度仅维护一部分人的利益。

3）冯再次通过移花接木推出一个似是而非的概念叫“多數人的专制（TYRANY OF THE MAJORITY）”。其标准术语是“多数人暴政”，英文拼写为“Tyranny of the Majority”（冯再次拼写错误）。“多数人暴政”（或冯所说的“暴民政治”并非由亚里士多德在两千年前提出，而是由美国的约翰‧亚当斯（Adams, J. 1788）首次提出。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Tocqueville, A. d,1835）出版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引用了该术语，并被广泛接受；约翰‧斯图尔特‧米尔（Mill, J. S,1859）发表的《论自由》又引述了托克维尔的这个术语，使之真正流行起来。

4）苏格拉底的例子并不能印证“民主是暴民政治”。他的被处死尽管让后人遗憾，但是柏拉图在著名的作品《对话》中说，苏格拉底拒绝逃离监狱避免一死，因为他认为就算他被不公正地定罪与判刑，但作为一个公民，他要留在雅典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因审判与判决符合法律程序。

5）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其目标就是以法律为基础维护全体公民的权利与利益，如果不考虑所有人生而平等这个条件的话，这与亚里士多德谈所的六种制度中最好的“宪政制度”有相通性，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由“宪政制度”异化为“民主制”的时候，政治制度便成为维护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工具。这种制度即使号称“宪政”，它仍是约翰‧亚当斯所说的“多数人暴政”。

6）冯借助《政治学》中的民主制来否定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继而混淆“民主制度”与“多数人暴政”这两个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与亚里士多德时代的最好的制度“宪政制”有很大差别：亚里士多德认为宪政制只适合“有财产的男性自由人”。他在《政治学》中说，奴隶要么是天生的，要么由统治者（君主或议会等）按照法律剥夺自由而成为奴隶的，因此对他们要专横；对儿童要有权威；对妻子要说服与拉拢。而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认为人一律生而平等，不分民族、种族、地位、性别、财富，而且任何人或政府都不可剥夺这种平等的权利。为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权利，避免以假“宪政”为借口、以伪法律为工具打击少数人，现代民主社会建立了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宪政体系。

冯举出几个例子来攻击民主为多数人暴政，包括苏格拉底被处死、法国大革命的血腥、希特勒的独裁与种族灭绝政策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由于苏格拉底的案件已经分析，在此笔者分析其他几个例子如下：多数人暴政总是在表面上披着民主的外衣，故意让人混淆民主与多数人暴政的概念。实际上，多数人暴政所保护的“多数人”的权利，不是真正的多数人的权利，而是披上民主外衣的“以多数票为依据”的假多数，它实际上以法律甚至宪法的名义威胁少数人、剥夺体制外的人的平等权利。例如在信仰方面，权力机构以多数“票”为由，将马列主义、爱国主义确立为官方信仰，从而以“合法”的外衣排挤少数及打击体制外不服从的平民，指控他们为异端、邪教或反马列主义者、损害国家利益的卖国者，强行改造宗教教规、强拆教堂、甚至逮捕入狱。冯所谈的法国大革命是在民主制度下，因为议会的无能与低效而遭到毁坏，那以后发生了暴政与动荡；纳粹德国则是在民主制度被希特勒操纵而遭到毁坏后，转变成暴政的历史悲剧；中国文革是毛泽东为了保住皇位自毁法律造成的制度性失败，但在法律被毁之前，毛政权也不是民主政权，所以根本谈不上民主制度被毁坏的问题。总之，这些国家的悲剧都发生在没有民主制度或民主制度遭到毁坏的时候，因此并非民主体制本身的特征，而只能说明民主制度的重要。冯将多数人暴政定性为现代民主制度的特征加以攻击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下面分析现代民主制度如何针对多数人暴政的问题进行防范，以此说明多数人暴政并非现代民主制度的特征：首次对多数人暴政问题采取防范措施的历史事件是美国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制宪代表们就议会模式和结构问题发生异常剧烈的争论甚至使会议陷入多日停顿。这是因为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表决，那么人口多的州有可能损害到人口少的州的利益。然而如果按照每州票数相等的原则来投票，那么人口少的州就会压制人口多的州的意见。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方案都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最终代表们终于达成以下协议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1）给少数派以否决权（设置两个并行的议会，一个以人口做基数的众议院，一个按每州两票的参议院，任何法案若在任何一个议会遭否决，就不能成为法律）；2）将立法、司法及执法（行政）权力分开，使之相互独立，以防止滥权；3）赋予总统否决权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对法律的复核权及解释权；4）将权利法案以最高权威的内容写入宪法，禁止一切其他条文或法律与之冲突。这就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产生过程。

再看冯如何在第三封信中推销他的假宪政：对于“宪政就是严格执行1982宪法”的这个观点，他不论述其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是直接跳到结论：实施“1982宪法”就是宪政。为什么省掉论证过程？因为这种说法没有任何理论依据或现实根据（他举的例子都是错误的），所以谁也无法论证。那么他怎样让读者相信他呢？就是再次利用闪耀着“学者”光环的派头，以“直言各种危机和社会弊病”的“胆量”，去分析“执行1982宪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强势反腐使得既得利益集团失去安全感，于是在贪婪与恐惧的双重刺激下，强烈希望有一部法律以能保证他们的安全，用冯的话说，这是实施1982宪法的“现实基础”。这封信不再提“人民应该再给党一个机会”了，不再需要看人民的力量和听人民的声音了，他甚至认为，“除了平等，国人对自由也有一种先天的恐惧”，说国人“三日无君而惶惶然”。这也就是说国人是实施宪政的障碍，换句话理解，那等于是说，只有既得利益集团才是实施1982宪法的关键的支持力量，而且他认为既得利益集团对习近平实施宪政的支持才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可行性分析，无论是否成立，都不能替代论述“为什么实施1982年宪法就是宪政”，更不能以此论证“实施1982宪法就等于是实施宪政”这样一个伪命题。他之所以用偷梁换柱的方法顾左右而言他，回避论述他自己提出的命题，是因为，无论从公共知识还是专业知识角度看，他对宪政的定义与内涵的解释都违背了“宪政”的真实定义与内涵，他说的宪法根本不是宪法，而是伪宪法，他说的宪政根本不是宪政，而是“暴君专政”。然而从客观效果来看，他貌似在利用歪曲和生造的方法使读者接受他说的内容，误认为他的论述不是谎言而是来自于公共知识和专业知识。

除上述问题外，笔者还要澄清冯关于“英国三百年前”的那场历史事件的错误叙述。冯说“通过宪政，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冯指的显然是1688年发生在英国的光荣革命，然而所引述的这段历史却是篡改虚构故事套用到他解释的中国现状之上，与真实历史事实完全不符：这场革命起因于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他因信仰罗马天主教而严酷迫害清教徒，并颁布信仰自由的法令要求英国议会废除因为信仰而拒绝罗马天主教信徒担任政府公职的法令，同时国王还亲法国并损害了英国在贸易中的利益，这些引起贵族们不满，此时，清教徒玛丽二世的王储地位因为詹姆斯二世得子而化为泡影，于是贵族们请玛丽二世与他的荷兰丈夫威廉三世国王回英国统治，最后政变成功，詹姆斯二世终身流亡法国。1689年，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签署了议会拟定的“权利法案”，联合登基成为英国的新国君，英国从此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在这段历史中，放弃权力换取安全的是英国王室而不是英国贵族，英国君主从此失去绝对权力，议会从此掌握英国政权。

限于篇幅，笔者最后简单解释作为公共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宪政”的概念，以便读者根据真正的宪政知识自行判断“行1982中国宪法”是否是宪政，以及中国现政权是否具备合法性：

谈到宪法，就必须提到前面所说的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政府论》。这是一篇关于社会契约的理论。洛克明确反对君权神授，主张生命、自由、财产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是完全自由的，但是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强者可以自由地侵犯弱者，如劫掠，强奸，谋杀等，因此，人们需要选出一个社会管理的代理机构，这就是政府，社会中的自然人就是公民。政府的使命是保护每个个人的权利、并使其他人的同等权利得到尊重。然而政府只有得到人民的同意和授权才是合法。如此，宪法成为政府与公民之间订立的社会契约。由于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福祉，因此，对于法律或政治结构中出现的失误，公民可以通过选举或其他手段，甚至暴力来改变它。这个社会契约理论极大地鼓励了美国及法国的大革命，同时为英国的光荣革命做了强有力的辩护。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及公民政治权利宣言》都是以这个理论为基础形成的。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制定以维护每个公民自由与权利为目地的宪法的国家，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和各种其他法律制度，就是宪政。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与亚里士多德描述的宪政是完全不同的。而这种宪政与冯描述的“严格执行1982中国宪法”就相距更远了。正如冯在他的信中所说，1982宪法，不仅有四个坚持这样的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最高条款或基础条款，而且他直言：“在‘82宪法’中，没有三权分立，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军队国家化，也没有最高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因此，冯以“执行82宪法可以使得中共政权很安全”为理由“力荐”习政权执行“82宪法”，他说“学美国的三权分立，中国学不起。一定要学，只能是天下大乱”。也就是说，他谈的宪政不是宪政，而是保证政府不倒台的统治中国人民的策略。他还振振有词地说“美国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因此中国也不必照搬美国”，以此来支持他自己所说的“党主立宪”。

写到此，相信读者能够自己判断：中国政府有没有与公民订立过约翰‧洛克所描述的社会契约？65年来中共所执掌的权力可曾得到过以社会契约理论为基础的公民授权？中共政权可曾维护过公民的自由与权利？…… 在此笔者想对冯先生说：如果您建议不要搞现代意义上的宪政，因为害怕和担心中共失去政权的话，您可以用最直接的方式说出来，何必以攻击民主的方式来为“专制极权统治”披上宪政的外衣？何必枉言“国人对自由与平等有着先天的恐惧”？何必为了维护中共专制极权统治而说“中国不能学习美国的三权分立”？

最后作为总结，笔者要告诉冯“学者”：中国人不需要一个虚假的“党主立宪”，而需要一个您从来不会提起的“公民立宪”。您说美国是所谓的“华盛顿革命集团”制定的宪法，那么，笔者凭借真正的而不是假冒的专业知识告诉您：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公民立宪”建立政权的国家！中国也会如此，这是历史的发展趋势，它或许来得很迟，但是一定能够到来，由不得为了维持政权而不择手段的您或中共来阻挡。

参考文献：

Adams, John (1788). A Defense of the Constitutions of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 3 (London: 1788), p. 291

Mill, John Stuart (1859). On Liberty (2 ed.). John W.Parker & Son., (London:1859), p6

Tocqueville, Alexis de (1835). 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Democracy in America, English translation printed at New York, 1838.), Vol. 1, Saunders and Otley, (London:1835)

六

用篡改美国历史来合法化毛泽东（反）革命集团的专政

——回《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华盛顿革命集团”吗？》

钟国平

惊愕于王希哲先生（下称“王”）的这篇文章，表面上看用一个又一个的有力反问来质疑与批评署名钟国平的文章《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华盛顿革命集团” ——评冯胜平先生「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而实际上展开的却是用违反历史常识、编造历史故事以及用机械类比等逻辑错误堆砌起来的胡言乱语和泼妇骂街。现在笔者按照王的行文顺序分八点逐一解析，最后分析王先生的“集团类比法”为全文作结：

一.王说，“没有‘华盛顿革命集团’，200余年至今独立于英国的美国，是天上掉下来的！”

在此，笔者要请问王，何以认为“国家独立的唯一途径是必须有一个’xxx革命集团’？”历史上，罗马帝国时代最强盛的法兰克王国自公元六世纪起，在日耳曼人影响下，国王死后，统一的国家分成几个小的王国传给国王的儿子们；20世纪初挪威从瑞典独立，冰岛从丹麦独立，二战以后不少国家的独立，1993年斯洛伐克的独立，前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国家的独立，……，这些均未经历战争，没有“革命集团”。历史不是靠“反问”的文学修辞问出来的，是人类用实践写出来的。历史不能推演，因此，拜托不要跟着语文老师学历史！

二.王说，“没有‘华盛顿革命集团’，以华盛顿为代表的那个历史上的反英革命领袖群体也就是不存在的；号称‘联邦党人’的那个集团及其文集，也就是不存在的”。

若断言，有了“华盛顿所代表的那个革命群体”，才有“联邦党人”那个集团和他们的文集，那只能说明言者的历史知识太贫乏。首先，联邦党的成立是在宪法被确认、华盛顿被选为总统以后的事，联邦党的成立比宪法出台晚4年的时间；其次，那个文集不叫“联邦党人”文集，因为那时没有政党，那时的文集有两套，一套叫“联邦主义者”文集，另一套叫“反联邦主义者”文集。两个观点对立的文集均由社会分化出来的两种对立观点的代表人物写的，两大阵营的代表人物都是美国国父，而制定宪法的过程中，华盛顿没有发表过意见。那么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华盛顿革命集团”在还没有形成时，就已经分裂成了对立的“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两大阵营了呢？既然还没有形成一个“华盛顿革命集团”，整个社会就分成了两大阵营。那么如何又说有一个“华盛顿革命集团”呢？

三.王接着说，“联邦党人创立和解释至今的美国宪法，也就是不存在的。”

然而历史上联邦党不仅没有创立宪法，更加没有“解释宪法”，因为1787年制定宪法的时候，还没有联邦党，联邦党成立于4年后；另外，王先生怎么连美国这样基本的“法治”常识都不知道：解释宪法的权力归属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而联邦党却是由当时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创建，由银行家与企业家组成的，和法官与司法权力分支没有关系，所以联邦党根本就没可能“解释宪法”，作为银行家和企业家，他们也没有兴趣解释宪法，他们角逐的职位是行政分支的总统，并非首席大法官，而总统若试图解释宪法，那就是违宪，是要下台的。历史上除了第二位总统是联邦党人以外，没有任何一个总统是联邦党人，不仅如此，联邦党仅仅经过29年时间就解散了，请问哪里有一个政党解释宪法至今？

四.王认为，若没有“华盛顿革命集团”，那么“以华盛顿命名的那个美国的首都也就是不存在的，高耸入云的华盛顿纪念碑也是不存在的.....”。

凭借“以华盛顿命名的首都与以华盛顿命名的纪念碑”反过来推理出“华盛顿革命集团”的存在，这是明显的逻辑错误，因为以人名命名城市或建筑物很常见，但是并不代表被命名的人就是一个集团的领袖，命名的事物与被命名的人之间不存在这样的必然联系。历史不可以胡乱联系，更不可以用“反问式推理”给“推”出来！若要证明你的观点，请拿出历史资料与文献来。用推论或用“反问句”的修辞绝对不能显示专业知识修养，而只能显示言者的无知与缺乏逻辑思维能力。

五.王再次反问，“今天，被美国人尊号为‘国父们’的，不是‘华盛顿革命集团’，是什么”。

事实是：美国国父中，既有赞成联邦化的联邦主义者，也有反对联邦化的反联邦主义者。不仅在宪法尚未通过的时候形成了“观点对立和分裂”的两大阵营，甚至在费城会议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三位代表因反对联邦化而退出会议。这些人也是美国国父，但也同时是反联邦主义者，他们的“反联邦主义者”文集不仅同样是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文件，而且美国的《人权法案》就是因为反联邦主义者对宪法提出严重质疑以后在两年之内加上去的。因此就您所问的问题，我回答：美国国父们由“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构成，他们不属于一个“被您个人臆想出来的‘华盛顿革命集团’。”

六.王以“当然，打天下坐天下”，来表示对“华盛顿革命集团”的理解和对他们的“打天下坐天下的阴谋目的”表示同情。

在中国，打天下坐天下是几千年来不变的历史，它指的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统治权的传承方式。在王的文章中，他试图将这个原始野蛮的弱肉强食世界中发生的现象当作“普世的历史现象”强加到美国的历史中。究竟能否如王所愿，将“打天下坐天下” 变成所谓的“历史规律”强加到美国的权力传承方式上呢？当然不能，因为中美历史是根本不同的，绝不因为王对知识的不尊重而可以任意篡改和任意定性。我们通过权力的特征分析就可以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权力传承不会因为王编织一个“华盛顿革命集团”而被他“扔进‘毛泽东革命集团’的箩筐里面去”。

先说中国的历史：某个家族打了天下，那么这个国家或朝代的“皇位就由这个家族的后代继承”，这叫家天下；而在一党执政的当下，则是“政党的第一代人几乎都死了，然后第二代人接班，世世代代接下去”，这叫“党天下”。这个说法的背后就是“权力的私有化”。这种权力的私有化带给社会的是：滥权；政治不公开不透明；权力交接过程残酷而血腥。

再对比美国历史：权力来自于选民，在法律控制之下，它属于“公权力”。它带给社会的是：法律规范下的公权（即权力由“公”民选举而来，且相互制衡，否定“王即是法”）；政治公开透明，权力更替合法而平静。

再从能力上进行对比：打天下坐天下者，一般低能而跋扈（基于特权），如习近平，可以凭借一篇被学术界评价为“漏洞百出的”经济学论文，在吃马列饭的博导的“指导”下，拿到一个法学博士学位，而论文却不敢公开发表（按国内学术界规定，博士学位获得者必须有三篇公开发表的论文），这种博士只能是权力影响下得来的；比一比美国225年来的44位总统，除7位将军和5位副总统继任者外，其余的32位总统中，23位为律师或法律学者；1989年至今，除小布什为哈佛大学MBA外，其余为耶鲁、哈佛法学博士。即使7位将军中也有两位是西点军校毕业，两位为律师；5位副总统继任总统中，4位为律师或法律学者。

那么，中共为什么做起了表面文章？当然是要掩盖“打天下坐天下”的原始野蛮落后的权力继承方式，尤其在被文明社会包围的情况下，这是中共执政者必需的“皇帝新衣”！于是乎，居然有王这样的“民运老前辈”力图以编造美国历史来美化这种野蛮血腥的权力传承模式！也着实令人扼腕！

七.王说“开国连续执政的总统和‘国父’华盛顿，汉密尔顿，亚当斯们确从没正式组织过什么‘党’，他们甚至反对多党政治，坚持由他们那个集团统一执政，主张多党，和事实拉出了民主党的是华盛顿革命集团的另一派杰佛逊们……”。

遗憾的是王连基本事实都没搞明白：美国的前五位总统被尊为国父，其中，华盛顿没有组建民主党，他是唯一的无党派总统，亚当斯是唯一的联邦党总统，其余三位总统都是民主共和党成员；也就是说，除华盛顿反对政党政治之外，其余的四位要么是党派的创始人，如托马斯‧杰斐逊（民主共和党），要么是组党的重要参与和组织者，如詹姆斯‧麦迪逊。这四位中没有人反对多党政治，按照王的标准就是“华盛顿的遗训没人听”，那何以判断“华盛顿革命集团”延续200多年呢？

而王所说的“拉出了民主党的是华盛顿革命集团的另一派杰佛逊们……”根本就和历史不符：杰斐逊他们建立的是民主共和党，与民主党相差万里之遥！在国会上许多民主共和党人自称“共和党人”，因此这个党派在当时也叫“共和党”，怎么居然将：杰斐逊说成是民主党的创建人！

八.王说“‘学术’上说，也确实在正式的组织上从不存在什么‘联邦党’，也就不存在组织统一的‘华盛顿革命集团’……”。

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华盛顿革命集团”》中，笔者说了不存在“华盛顿革命集团”，未曾说过不存在这个概念的原因是“因为不存在‘联邦党’。”笔者仅仅在陈述事实，那就是：在学术上完全没有“华盛顿革命集团”这个概念，公众之中也没有这个概念，那既然这个概念，既非公共知识，又非专业知识，笔者怎么可能探究“为什么没有这个概念”的问题呢？需要找到“为什么没有这个概念”的是王本人，因为是您而不是公众和读者提出的这个概念。换句话说，这个“因为……，因此……”的命题是您自己硬加到钟国平的文章里去的，然后您自己反驳自己的伪命题，“自导自演”或者说“自说自话”一段辩论，和原作者没有关系。

顺便谈一下为什么笔者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华盛顿革命集团”》中提到“在学术上没有‘华盛顿革命集团’这个概念”：1、写文章的冯先生，自称是30多年前就研究美国历史与宪政的学者，因此必重视学术概念；2、公认的知识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公共知识，即被所有人中的绝大多数认同的信息，另一个是专业知识即学术知识，是被学术界一直研究与使用的信息（就是说学术上有生命力的信息）。由于“华盛顿革命集团”这个概念，既没被所有人中的绝大多数认同，因而不算公共知识；又没被学术界提及，更不用谈生命力问题了，因而不算专业知识。充其量“华盛顿革命集团”不过是一个个人的见解而已。

我们通常都知道要“尊重知识”，但这绝不是指“尊重个人见解”。将“个人见解”包装成公共知识或专业知识并试图强加给受众的行为，要么是欺骗，要么是愚蠢。

文章到最后，王终于显露了自己的意图：那就是，企图用一个现实的“毛泽东革命集团”去对应一个虚构的“华盛顿革命集团”，以便用“华盛顿革命集团对美国的专政还摆在那里”来暗示“毛泽东革命集团对中国的专政还摆在那里”是合理的。

但是，专政与民主是完全对立的政治体制——这源于学术共识和生活常识。

退一万步说，即使读者被强求接受“存在着一个的所谓华盛顿集团”的伪命题，这也绝对不能推导出王的第二个伪命题，那就是：“因为‘毛泽东革命集团’是专制集团，所以‘华盛顿革命集团’必定也是专制集团，因此‘毛泽东革命集团’的专制是可以被接受的，是合理的。”

事实上：无论王多么希望以反逻辑的方式甚至是泼妇骂街的方式去推演他鼓吹的结论，“毛泽东革命集团的专制与独裁”都是不合法的，因为毛泽东革命集团，其实是‘反革命集团’，既没有在执政前经过公民立宪，也没有以公民确立的宪法为依据进行选举，更没有权力更替的和平与秩序。这些在美国200多年前就已经有的特征，“毛泽东（反）革命集团”一个也不具备。

王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特点，集合起来就是：反逻辑、篡改历史、编造故事、不尊重知识以及泼妇骂街的无知与蛮横，最终就是要强行让读者相信“‘毛泽东（反）革命集团’的专制和独裁是合法的”。王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客观上帮助和维护了中共的专制统治，并支持了所谓的“党主立宪”。岂有此理！

七

钟国平：宪政之争就是政权的合法性之争

习近平在登基初始主动谈及宪政与中国梦，结果2013年元旦“南方周末”准备刊登元旦贺辞《中国梦宪政梦》时，中共突然对这篇文章进行封杀，从此开始打击关于宪政的讨论，直到现在甚至提出“三个决不允许”以禁止讨论宪政改革和一切“西方思想”。两年来，抓捕的异议人士、律师及通过网络表达最温和的意见人士超过胡温执政十年的总和，而我们都清楚，胡温时代的言论自由已经在维稳政策下连年倒退了。

宪政讨论的大背景是什么？是中共的严重腐败和“一党专制”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每年光是“群体事件”（中共词汇）多达几十万起，甚至更多。而所谓“执法人员”打死平民事件屡屡发生，几乎没有任何肇事者负法律责任，因为他们打死人是在“执法”，也就是说，执法是践踏人权与生命尊严的合法藉口，剥夺公民生命无需上法院等待判决那么繁琐了，中共的法律成为非法暴政的保护伞。对中共来说，正如「六四」大屠杀事件发生后，枪杆子消灭了人民的声音一样，所有宪政讨论的声音也必须消失。然而，想压制就事论事的声音容易，想压制民间的不满和腹议却很难。因此，有关习近平的任何话题都可能转化为质疑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导火索。

而习近平于登基初始为显示姿态而谈的宪政及中国梦话题就这样直接激活了社会对宪政的公开讨论，实际上它是社会质疑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过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宪政是民主政府的合法性标志。没有宪政的政府可以存在，但绝不是民主政府，也就是说，声称自己是民主政府而不实施宪政的政权就是伪政权；靠枪杆子维持而不是靠宪政维持的政权就是军政权，与民主政府是根本对立和水火不容的。中共清楚地知道，宪政问题继续讨论下去，则中共政权的非法性将彻底暴露，中国大陆现在是民主国家的谎言将被彻底揭穿，因为中共从未取得民主执政的合法性。

那麽在真正的民主共和体制下，政府是如何取得合法性的呢？

首先是政府必须与全体公民订立社会契约，也就是一个政权与全体社会订立的执政协议。这个执政协议的名字叫「宪法」，内容包括社会授予政府哪些权力，这些权力用来保护公民的哪些权利，这些权力如何在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切割，以及政府的产生与换届的法律程序。最重要的是，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界线在哪里，也就是政府权力的边界线在哪里。

其次，宪法的制定是在正式的新政权成立以前，由临时政府或监管政府组织全社会选举代表制定，这些代表叫制宪会议代表，这不是官职，在宪法得到全社会认可后（全社会的认可是必须的法律程序），这个制宪会议将取消，制宪代表完成使命、各自回家。那么以后要修改宪法条款呢？从法理上说，这样的程序需要再走一遍，但由于政府已经产生，实际程序可能会简化。

第三步，执政协议，即宪法，通过后交予全国人民表决批准。这样才开始选举产生正式的政府，临时政府或监管政府解散。政府所有官员被选举出来后，均要宣示效忠宪法，而不再是效忠任何政党、政府和个人。这样，一个合法的政府就算产生出来了。

再对比审视中国大陆这个号称共和国的政权有没有合法性：

首先，虽然现在中国有一部被称为宪法的法律，但是这部宪法不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签订的执政协议，因为它不是由人民选举的制宪会议代表制定的，按民主宪政的定义说，制宪会议代表不是权力部门的官员，民主政府的官员必须在宪法确立后产生。如中国的人大代表或政协代表都是权力部门的官员，他们无权制定宪法。这部中共法律、或曰宪法是中共这个临时政府自己主持和自己订立的，其本质就是某些号称学者的人所苦心推销的「党主立宪」，在这种非法程序下产生的宪法是伪宪法，这样的政权是伪政权。

其次，从内容上看，这部法律也不具备执政协议的功能：它没有设定权力边界，也没有切割权力（注：权力分工或政府分部门不算权力切割，因为分权的意思是由人民独立选出，当选者直接向人民负责而不是向其他权力部门负责），更没有任何权力机构的负责人直接或间接由人民选举产生。与此相反地，这部法律将人民关进了中共权力大厦的笼子：这部法律规定任何人不得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还规定爱国是公民的义务，并规定不履行义务者将被剥夺权利。

一部宪法原本是要规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但中国大陆的宪法却反过来规定公民不得做的事情，使得公民权利被法律剥夺，所谓的第35条和保护人权的条款形同虚设。这哪里是公民限制政府权力的执政协议，这分明就是绑架人民的卖身契！这样的法律居然也被称为宪法，其实根本就是「反宪法」！

最后，由于中共建政以来至今都没有执政协议（或授予政府合法性的宪法），因此这个政府从1949年至今都仍然是临时性的政权，不是合法的民主政权；

一个连执政协议都没有的政权，根本无从谈起将执政协议即宪法交由人民批准，那么，这个执政党怎么具备合法性呢？

从以上三点看，中共政权是临时政权，根本未曾取得过合法性。这一点中共比我们平民更加清楚，从中共篡政以前的中共党报——新华社的报纸文章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尤其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之后，这个政党为保住政权而开枪、公开向人民宣战的事实已经清楚地告白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未经人民授权的非法执政的政党。

虽然在高压与暴力统治之下和在不间断的洗脑运动中，中国人民未能正式公开地挑战这个执政党合法地位，但是在人民心中或明或暗地已經了解和认识到这个执政党不仅是非法执政，而且自从「八九六四」以来完全是绑架全体人民和篡政窃国。

习近平登基之时就非常清楚中共的地位，胡锦涛温家宝等人希望通过表演获得人民的同情及认可，却是越表演越砸锅。当习近平提出宪政及中国梦之后，宪政话题的讨论陡然升温，然后以“南方周末事件”为起点，宪政研讨不断被官方打压。但如此强烈的人民的意志哪里那么容易就被打压下去呢？所以，中共始终压不下去。

于是有人出来开始“引导舆论”了：兜售“党主立宪”的假宪政。先是无中生有地編造说美国有一个“华盛顿革命集团”，他们就是实行的“党主立宪”，那个制定宪法的五十五位国父就是“华盛顿革命集团”的人，有如“毛泽东集团”一般，都是华盛顿的跟班。但是，生造历史的人却不會提到：美国的制宪会议是在联邦政府成立前制定的，这部宪法得到了全美所有各州的确认，然后才有了联邦政府的。这个合法成立的政府取代了之前没有政府的功能的“邦联政府”。当年的“邦联政府”就是一个各州的联络协调机构，类似今天的欧盟一样，各州好似各个独立国家一样。所以，无论你如何抹黑美国的历史以及美国政府，美国联邦政府从开始运作的第一天就是合法的民主政府，是按照全国批准生效的宪法产生的。中共有吗？读者可以自行判断。

为了给“党主立宪”做背书，有人说“打天下坐天下”是天经地义，是任何政权存在的基础，还举出例子说明哪个民主国家的政府也都是如此。果真是如此吗？先看看这个俗语，原来的完整表述应该叫作“打天下者坐天下”。这是什麽意思？就是谁用暴力得到了“天下”，这个“天下”就是他的。再简单不过吧？但是，这背后有一层含意，那就是“天下”永远是“私有”的而不是如民主社会那样国家是所有公民的。“坐”天下，就是“统治”这个国家，也就是说权力是私权力而不是公权力。而民主社会的政府权力为公权力，这已经是常识了吧？换句话说，民主政府不是在“统治”而是根据宪法“服务”这个国家。“统治”与“服务”的差别似乎太抽象，不容易区分。那麽，仍然回到宪法的最原本的定义，“服务”的意思就是权力由选民掌握，被选出来的人只能按照宪法的规定得到被授权的那部分权力，而且人民可以将权力收回（通过重新选举或弹劾）——这才是公权力的含义，这才是真正的权力归属人民！因为权力由人民给予，也由人民收回。

再看中国式的“坐”天下：第一、“天子”或“皇帝”的权力从来就是暴力角逐中的胜者掌握的，根本与人民没有关系。在角逐权力之后，赢家是谁，天下就是他家的。这不仅体现在权力未曾在人民手上，更体现在人民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人民就是不折不扣的被“统治”者。也就是说，给“党主立宪”做背书的“打天下者坐天下”其实就是指：执政规则不是基于一切权力归属人民的公权力制度，而是基于“枪杆子”或者说暴力维护的私权力制度。第二、正因如此，“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江山永远都只能靠暴力来维持。这就是中共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中所说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第三、"坐天下者"决不会允许一个可能淘汰自己统治地位的选举制度的存在，與宪政体制下执政者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相反，中共在宪法中确定中国共产党为永久唯一的法定执政党。这种明显反宪政的基本条款已经告白天下：中共绝不会搞宪政，权力只能属于中共独家拥有，绝不会由全体人民去选择。请问如此赤裸裸地将权力私有化的政党是一个民主宪政制度下的政党吗？不！这是一个明明白白的反宪政制度的、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绝对对立的专制独裁政党。

当权力为私权力而不是公权力的时候，任何注脚都无法改变专制和反民主政权这一事实。那就不要再羞答答地拿什么“民主”和“宪政”当遮羞布了！民主政权的合法性是由具体的法律和法定程序确认的，不是皇帝的新衣。

总之一句话：宪政之争毫无疑問地就是执政者的合法性之争。这才是中共最害怕的话题！

八

冯胜平的“革命使人堕落”是赤裸裸的维稳之作

钟国平

冯胜平先生（下称“冯”）一改过去两年向习近平公开进谏的风格，以“革命使人堕落”为标题，专为“咱老百姓”撰写了一篇万言书，苦口婆心地表达了反对将共产党赶下台的立场。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观点不同，我们通常了解到情况是，在民运圈内，对于结束专制政权的路径的观点有两种，两个不同观点之间也持续地在争论，即暴力革命和非暴力民间反抗运动。而我们通常特别将走暴力推翻政权的道路叫作革命，以区别广场运动、非暴力不合作等等非暴力运动，或借用其他国家的经历而称为“颜色革命”、“天鹅绒革命”和“茉莉花革命”。而冯则将暴力革命、颜色革命以及最温和的天鹅绒革命等统统归为革命，因为无论路径如何，最终的结果都是推翻现政权，换句话说，冯认为，凡是以结束中国共产党统治为目的的任何手段，都是革命。因而，冯的标题“革命使人堕落”的真实意思就是“推翻中共的统治将使人堕落”。

虽然文章的阅读对象变了，但是与前三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相比，其思路、观点、甚至许多语言都没有变，并且有诸多重复的和一脉相承的表述。对于冯的前三篇文章，笔者分别撰文指出其造假历史故事、篡改文献内容和以个人认知而非真实的公共知识为基础，对谎造的历史进行虚假的定性，并特别针对其第三篇文章指出，冯一改前两篇避免攻击和否定民主的风格，直接赤裸裸地表示反对民主的立场，并以张冠李戴和直接篡改内容的方式称自古以来西方学者们就认定“民主是最坏的制度”。我当时将这种公开反对民主制度的言论称之为“裸奔”，因为异议人士不会如此憎恨和排斥民主制度，坚持专制制度，这是异议人士与普通沉默的中国人的最大区别，也是异议人士之所以为异议人士的原因。

然而冯的这一篇新作更是直接突破了“裸奔”的境界，公开地站到了“坚持维护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立场上，不仅重复地使用中共的语气和语言，批评国内外的民运人士、维权律师及维权群体，更是直接地表达了冯胜平自己坚决维护中共政权的观点。至此，他已经表明了自己作为中共维稳大军的重要写手的身份，从根本上脱离了“异议人士”这种身份了。

正因如此，冯在开篇直接说他“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在逻辑上却是“站得住脚”的。既然如此，本文先罗列一番冯所表达的“政治上”的立场，以客观公正地理解冯文的本意，然后分析一下在逻辑上，其表述的政治立场究竟能否站得住脚。全文的目的就是要从实质上懂得冯所表达的真实的政治立场究竟是什么。记得徐文立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回应冯胜平先生的一封花了5年时间才完成的致徐文立先生的公开信，他的标题就是：“冯胜平先生，你，是谁？”，而今天，冯先生以这篇新作自己回答了徐文立先生去年提出的这个问题：他确确实实是那个谁。

冯列出了十点理由来评价他对目前形势的看法，以最后得出他的全文结论，在此笔者将内容按照其内在的逻辑综述为五点，以便进行逻辑分析：

1、“动乱”的土壤已经形成

冯开篇即表示：中国已经形成“动乱”的土壤，这个词汇在中共官方上一次的公开使用是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四二六社论”，当时中共官媒形容学生请愿是一场“动乱”而不是爱国运动。这个社论我们都清楚是李鹏主导的。然而在天安门大屠杀之后，中共逐渐将之前的“动乱”、“反革命暴乱”去掉了，代之以“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场风波”。李鹏竟然发表回忆录，以推卸其对1989年学生运动的歪曲定性和血腥镇压的责任。

这次看到冯对中国形势的“定性”用词，猛然让我回想起了一个穷凶极恶、挥舞着拳头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谴责学生运动并誓言派军队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李鹏。我们普通“百姓”或可能使用“革命”一词来形容我们的抗争和民主运动，但是根本不会想到用“动乱”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因我们的抗争而引发的局势，而且更不会将自己追求的事业恶毒地形容为“动乱”。

2、所谓推翻中共统治的理由根本不存在，所提之理由是谎言

冯在第一个要点中就指出革命的目的有两种：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而由于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全都是后一种，即，改朝换代并继续专制统治，就是他所形容的“取而代”。因此，他推定中国未来若出现革命（即以任何方式推翻中共政权），那只可能是“取而代”而不可能是“改变制度”。冯认为革命者的目的就是实行新的专制，即，“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为什么革命是根本没有理由的呢？他的解释是：当年晚清既然已经承诺要搞“君主立宪”，那么，如果不被推翻的话，清朝开始就走上改变制度的道路了。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他们凭什么还要坚持二次革命、推翻清帝国呢？孙中山要求宪政，而宪政都开始了，还有什么理由革命？据此，冯推论说，既然已经宣布改制，而革命者仍不放弃革命，坚持推翻统治者，那么，他们自然不是为了改变制度，而是为了自己统治中国，也就是“取而代”之说。这就意味着，所谓的改变制度其实是革命者的谎言。以此类推，现在中共已经承诺“依法治国”，正在走向“党主立宪”的宪政道路了，你又凭什么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那自然也是谎言，目的不过是要“取而代”，自己上台搞独裁。

冯说他的逻辑没有问题，但是以古喻今虽然看起来很有哲理很高深，但冯的以古喻今在逻辑上却是不成立的，因为他所引述的历史事件与他推测的未来事件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我们今天发生了某件事与历史上某个时刻发生了某件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除非你能证明历史上的某件事直接导致了今天的某个事件的发生。例如，历史上胡耀邦的下台，导致他被认为早逝，从而引起学生公开悼念，最后引发学生运动。这就是历史事件与当今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若事件之间没有这样的关系而胡乱联系、强制类推历史于未来，逻辑上就是犯了机械类比的错误。这是基本的逻辑错误。

3、若中共的统治被推翻，后果很严重：中国将陷入长期大规模流血冲突与混乱

冯以“革命是嗜血的动物”为标题设想了中共被推翻后，不仅被革命的人会丧命，大量的革命者也会遭到血洗清算。他将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各阶层力量轮流夺权以及罗伯斯庇尔主导的“恐怖统治”与中国、俄罗斯的共产党夺权后的大杀戮相提并论，认为革命都会导致革命者被血洗的命运。

然而事实是，民主革命的许多国家在实现民主化之后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对反革命者、或革命者的清算，而法国大革命初期持续两年的“恐怖统治”时期仍处于法国民主化未成功的阶段。如英国、美国实现民主化之后没有如同法国那样的血洗清算。而对于法国而言，“恐怖统治”虽仅持续两年不到的时间，而且以“叛国罪”处死的17000人在当时震惊了整个法国与欧洲。这场罗伯斯庇尔主导的“恐怖统治”以罗伯斯庇尔本人被斩首为结局，自那以后，所有的政权，无论怎样轮替都不再出现这种以意识形态与立场不同而处死公民的恐怖统治运动。罗伯斯庇尔墓碑上的文字表达的是整个法国对他的批判和否定，从此民主国家不再有“恐怖统治”。这才是真正民主国家的历史过程。法国的这段历史特例让所有民主国家汲取了教训，今天，民主国家的政权都被禁止主导宣传任何意识形态和确认某个意识形态为正统，这样保护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而防止了政府滥权导致的历史悲剧。

因此，笔者的观点是：中国若实现了民主化，很难想象会出现法国那种以“叛国罪”为由的对反革命者、或革命者的清洗运动。更难想象会出现冯文提到的独裁专制暴政的俄共和中共搞的几千万人被杀戮的大清洗运动。

冯故意将法国大革命初期的一段特例拿出来与俄共、中共的内部大清算相比，好像任何革命都会导致对反革命者、或革命者的大清洗。而各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只有那一段是特例。与此同时，冯将苏东坡革命的平和形容为民主化过程中的特例，说“苏东共产党政权，几乎都建于一夜之间；一夜之间消失，自在情理之中”。这自然是将法国大革命历史中的特例作为普遍性，而将苏东剧变后的平和篡改为特例的历史的卑劣手法。

冯将民主化初期发生的小概率事件与共产党的杀人的历史混淆，给人的印象就是：凡革命就会导致对反革命者、或革命者在胜利之后被大清洗的结局。因此可以推论，中国民主化之后也会有新的对反革命者、或革命者的大清洗。

为了进一步理解法国大革命初期即1792－1793年间的恐怖统治，笔者简短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当时的法国处于欧洲君主专制政权的包围之中，虽然英国已经民主化，但是英法之间的敌对关系并未因民主化而消失。因此，法国政界当时面对极为复杂的内外交困的形势一度出现非常复杂的权力更替过程，同时还必须应对对外战争。在这种情况下，罗伯斯庇尔上台执政。他的极大的不安全感导致了利用国家权力对国内公民进行残酷的大屠杀，他自己将之称为“恐怖统治”。两年间共17000名法国公民被处死，之后他被推翻并被处死，对国内公民发起的以叛国罪为名的大屠杀运动宣告结束。

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化革命与专制政权夺取政权的历史是完全不同的。血腥清洗的是专制独裁政权的普遍做法，而非民主政权的普遍做法。这种混淆概念和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能够如冯在文章开头所说的“在逻辑上立得住”吗？

4、所谓民运其实只是以民主为推翻中共政权的借口，无异于骗子

接下来的第三至第九点，冯以巨大的篇幅，从各个角度论证革命者其实就是骗子，欺骗普通的“百姓”。下面笔者逐条分析冯的论述过程：

第三点冯认为革命者以民主为幌子进行欺骗，根本不是要改变制度。理由是：英国、美国的民主革命是以自由、独立、宪政为目标，他们提出的是“不自由毋宁死”，而中国人“只会骗”，因为中国人没有独立性，不要自由，用他的话说，中国人革命“从来不是为了自由『……』无论是毛左还是民斗，都不想结束这个制度，而更想结束自己的政敌。”

我承认，中国民运人士多数不是从追求作为个体的自由独立出发而从事民主运动，更多地是考虑“民族、国家进步”，这是缺少对民主制度的理解以及受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愚民教育影响所致。然而冯文将这一现象形容为“上诈下愚”的欺骗，这从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冯根本无法证明革命者在主观上试图“欺骗”任何人。冯文中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证明民运人士的目的是欺骗大众。当他无法提供证据来证实自己的判断时，那么他就是在贴标签、扣帽子，不仅逻辑上因缺乏论证而不成立，现实中也显得十分卑鄙。

冯文的第四点“革命使人堕落”，应为全文的看点，因为标题就是取自这一论点。那么，冯的这一判断又是什么意思呢？冯认为以改朝换代而非改变制度的虚伪表演，目前正披着“维稳和维权的外衣”紧张地进行着。在这里，冯说，老一辈民运仅限于“办办杂志”、做一做“思想启蒙”的工作。新一辈民运却“没有底线”，他们在国内时，“只是维权”，而不是要推翻政权（这里提醒一下：对于冯来说，只要不是以推翻政权为目的，即不是革命——笔者注）。但是後来他们陆续流亡美国，则表现得“一个比一个极端。”（此处当然是形容推翻中共政权的公开表态与行为了）。冯的这一段可以换个说法这么来理解，会更加清晰明确：国内的异议人士表面上不是要革命或者说不是要推翻中共政权，而在逃离中国之后，个个都成为激进的革命者，或者说以推翻中共政权为目标的革命者。按照冯的说法，这些人比老一辈异议人士更“没有底线”，而这里“底线”就是指他们说谎，在国内时隐藏了他们的真实意图。那么这些人是谁呢？冯指出，是“体制外的死磕派和和体制内的通吃派”。体制外的死磕派又是谁？冯在文章结束语中其实已经指出来了，与政府死磕的就是那些维权律师。当下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打压维权律师及维权人士的时候，冯的新文字出台，形容这些“死磕派们”是在“借维权”的行动而“沽名钓誉”、“造谣惑众”、“死磕当局”。我想说的是，这些定性用词不仅与中共的一模一样，而且面对全世界各律师团体、人权机构以及各国政府正在对中共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进行强烈谴责的时候，冯居然“正大光明、光明正大”地站到了中共政权一边，所用的词汇让人感觉好像在读新华社的社论。而他给这些死磕派扣的帽子仍然是没有任何实例证明其结论。这在逻辑上能行得通吗？

他的逻辑是：《历史的先声》记载了中共夺权后要搞民主的承诺，但是最终没有兑现承诺。而死磕派，他认为“也会这样”，他认为，人“百炼成渣”，所以，坐牢的人出来了会更加专制暴虐。

请各位读者自己判断，上述逻辑是否成立，这种机械类比的逻辑错误再次上演。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状况硬被他扯到一起，认为二者具有相似性。如果这二者具有相似性，那么是不是说死磕派律师未来也会如中共那样真的组织军队在国内与中共一拼生死呢？他自己对此又进行了否定，他说死磕派现在要用他人的人头祭民主大旗，他们自己是不会回国的。笔者不禁想问，为什么在这里二者又没有了相似性呢？这是哪门子逻辑？

接下来，冯以“以卵击石”的所谓道理来说明，凭借民间力量与强大的政府对抗只会使“千万人死于非命”。他认为，既得利益集团会“放弃自身利益”，从而达到“人类社会得以缓慢而稳定的进步”的目的。在此笔者提出两点：1、即使在民众没有对抗政府的时候，中共的统治不是使得8700万平民死于非命吗？那么死于非命的原因究竟是“推翻政府的抗争”，还是专制统治的暴政呢？2、为证明既得利益集团会放弃自身利益，冯文举出两个实例。一个是华盛顿遗孀主动释放所有奴隶，算是主动放弃了自身利益。然而，华盛顿遗孀是个人还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呢？这个例子与冯想说的“道理”有何关联？冯的第二个例子说，中共四中全会确立“依法治国”的政策，就是“主动放弃既得利益”的表现。在此笔者更要问：政府非法绑架、诱捕、秘密关押、恐吓当事人、拘押不相关的未成年人、剥夺其受教育的权利、拘押无辜的81岁的老人、拒绝给予被拘押人士以必要的医疗救助等等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习近平提倡“依法治国”两年之后的今天发生的事情。那么这是否说明政府，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放弃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了”呢？下一个问题就是：“以卵击石”能够用来比喻民间反抗暴政的运动或革命吗？若是“以卵击石”，那么结局必定是以抗争者失败而告终。冯先生又在何处论证了中国人民抗击专制暴政必定将以失败而告终了呢？没有论证的结论符合哪一种逻辑了？

冯文的第六点说，现在的革命者根本搞不了民主，因为他们是刁民，他们改不了制度，那么冯所说的这些刁民具体指谁呢？冯说，“是目前国内维权和海外民运的主力”。也就是国内的维权人士和海外民运人士。在这一点上，冯的逻辑是：中国努力了三千年都没有能够做到，所以他们这些刁民也做不到。请问：三千年的历史能够证明未来也只能持续吗？这个在逻辑上的问题与前面所说的一样不通，不再赘述。

冯文在第七点提出的观点与之前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完全一样，就是“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在这里，冯将民主与宪政剥离，将民主形容成与法治不相关联的制度，然而，现代民主制度永远是靠法治来保障的，今天的民主社会同时也是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的社会，今天的民主法治制度用法律术语来说叫“宪政民主制度”。冯说“民主实际上是人治”。然历史上，人治的民主只存在于古希腊时代。那么冯所说的“没有法治的民主”与中国人今天所追求的常常被简称的“民主”的宪政民主有什么关联？古希腊那种民主是我们今天追求的民主吗？既然不是，那么，用古希腊的民主来否定今天的宪政民主，这又是什么逻辑？如果连一个判断句的主语都没有弄清楚的话，后面的任何论述能够成立吗？

另外，冯在这里还特意强调“任何主义都是危险的”。笔者郑重地提出，搞“主义”的是中国共产党。所谓“主义”，用政治学术语来说，就是“意识形态”，是用理论系列阐述的某种哲学思想或理论。然而，冯或许不了懂，自由宪政民主不是主义，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是普世接受的价值观。价值观与“主义”是两码事。同时，在前面已经谈及，任何民主政府，为了避免再次发生罗伯斯庇尔利用公权力以“叛国罪”为名倡导爱国主义滥杀无辜的历史重演，也为了保障公民的信仰自由，已经悉数否定将任何意识形态（即，主义）拿来作为政治上的标准意识形态。现在只有专制政府才会强制性地灌输意识形态。因此，冯所强调的“危险的主义”与中国民主事业根本就是没有关联的。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及呢？其实质就是让人们不敢再提作为普世价值观的自由、宪政和民主，不再为自由、宪政和民主而奋斗，中共的红色帝国就能够永不变色了，如习近平2014年12月视察南京军区机关时，所指望的：“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冯文的第八与第九点都采用了同一逻辑，就是直接贴标签，没有任何实例或证据去证明。第八点说，精英（即革命者）与贪官一样，都是腐败的受益者，所以他们联合贪官“反对反腐”。这个论断可以明显看出，凡是习近平政权打击的贪官，都是贪官，都腐败。言下之意，好像是说，习近平政权没有打击的都不是贪官，都不腐败一样。他说，这些人是没有良知、投身腐败的人。他们是谁？冯说，他们是“教师、记者、医生、律师”。读者是否能记得，习近平政权要打压的“新黑五类”不就是这些人吗？只不过少了一块“访民”。冯在第九点显示自己好像是“异议人士”一样，陈述了毛的诸多邪恶的行为，尤其是他的斗争哲学。然而其目的并非是批判毛，而是要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是专制的产物，永远改不了。对于这样的没有任何根据的指责，笔者认为不仅逻辑上站不住脚，而且冯也显示出他自己的共产党的思维模式，即，以贴标签代替论证。

最后一点，冯再次重复了致习近平的第三封信的主张，认为“党主立宪”才是中国的出路，而这个“党主立宪”绝不是美国的宪政，而是指政府自觉地自我限制自己的权力，并保护公民的私权。然而冯提出政府自我限制权力的前提条件是：保证政府不瘫痪，首先，从政治学上说，君主立宪是指“君主为虚位的国家元首”的宪政制度，而冯提出的“党主立宪”是否指“中共为虚位的国家元首”的宪政制度呢？如果是，那么这个党主是否应当全部退出政治权力体系，成为虚位的政党呢？如果是，那么“政府不瘫痪”就不会成为中共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共不再具有管理国家的实权了。其次，如果冯所谈的“党主立宪”指的是中共宪法中所说的“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话，那么，这样的政府不就是专制独裁政府吗？与民主宪政、与立宪又有何干呢？既然如此，这个观点不就是二元悖论了？这种逻辑矛盾使人无法理解冯所谈的“党主立宪”究竟是要民主法治还是要专制独裁。这样的逻辑健全吗？

5、结论：只有按照中共现在的“依法治国”和共产党领导，百姓才能有自由

这一段作为结语，其内容实在有点滑稽。冯指出，维权律师、维权运动使得中国的自由空间更小，还不如不要抗争，这样自由还会多一点。那么，中共统治66年，有什么时候，中国有过自由了？没有自由的情况下，谈论自由的多少不是很荒诞吗？冯说，若真有几百万人上街，“必再次看到坦克”。这自然是指1989年的民主运动终以六四大屠杀的历史而结束。不过，这样的论断，除了能够来恐吓百姓、也恐吓革命者们，照样是没有任何根据没有任何论证来支持的。事实上，今天或以后的中国局势与1989年已经非常不同，无论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官民关系、领导人的威信与号召力等等，还是国际局势、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没有任何论述，直接说，坦克会再次上街，根本就是缺乏逻辑的妄断。

至此，笔者就冯的每个论点进行了复述与分析，但是却没有发现冯所宣称的“政治不正确，但逻辑上能说得通”的自我评价。反而，笔者却找到了徐文立先生去年所提问题“冯胜平先生，你，是谁？”的标准答案。最后，笔者建议所有读者及冯胜平先生本人再也不要说自己是“异议人士”了，你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异议”存在，“得宠”、间或“失宠”算不上“异议”；伪装的“异议”就更不是什么“异议”了。冯先生的把戏该收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