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黨黨校 徐文立政治學院教材（4）——紀念中國民主黨1998年6月25日成立28週年 中國民主黨不容任何人篡奪和詆毀
中國民主黨黨校
徐文立政治學院教材
（4）
中國民主黨不容任何人篡奪和詆毀
——紀念中國民主黨1998年6月25日成立28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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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外兩奇葩：誹謗者成了主席；欺凌嫌犯變身網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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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本 党
《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海外）简介
原載《獨立評論》王军涛的政治笑话/轉載
http://www.duping.net/XHC/show.php?bbs=11&post=1448181
（附件：原載《獨立評論》）
王一平 “王军涛的政治笑话” 2014-02-26 23:59:10
王军涛为了霸占美国委员会的十万美元，在没有得到另一位共同主席王有才同意、没有提交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的前提下，组织一个《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管理委员会》，自任管委会主席；继而宣布接管美国委员会，自任美国委员会代理主席。有朋友说，这乃是（王）军（涛）管。
这个玩笑开大了，真正的国际玩笑。
2012年，王军涛对周围人说，年底他王军涛将会得到习近平的邀请，回国与习近平共商国是，这个玩笑也是他与习近平商量的结果？
不会吧。如果习近平对北京市委不满，也不经过常委同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北京市委管理委员会》，自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北京市委管理委员会主席，继而宣布接管北京市委，自任北京市委代理书记，全国人民都要满地找笑掉的大牙。
王军涛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其素养不可不谓不低，其胆子不可不谓不大。当年拥有100万上海工人造反队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在地下也会自叹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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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外兩奇葩
徐文立
（2022年2月5日）
1998年公然誹謗中國民主黨是「特務黨」的紅二代魏京生2010年始，成了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顧問團主席」（相關誹謗內容，請看附件2、3）。
2003年初，還譏諷中國民主黨就是一個「笑話」的、同是紅二代的王軍濤、2009年期盼他在中共黨內「同盟者（也許是自認為的同盟者）」可能奪得大位、急不可待地帶了9個人到羅德島州，「責令」我徐文立解散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歸順他，被我們嚴詞拒絕；2010年王軍濤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擅自召開所謂的「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特別大會」篡黨，自任三主席之一、現在卻常常自稱「中國民主黨主席」。
眼下，幾位做了兩次美國政客背景道具之後的道具們，「捐棄前嫌」在召開什麼、前夢重啟的王軍濤領導的「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第三次特別大會」，做迎接中共內變、甚或「登基」的準備，顧問團主席魏京生指示要學習中共的「統戰」策略，眾多主席、副主席在內才七八條槍的，要團結中共大多數，大有君臨天下的幻相，至於那是誰團結誰、亦或誰投靠誰，就不得不讓人聯想……。
我剛剛看了有關「僅僅幾天功夫，拐賣、欺凌婦女案嫌犯變身『網紅』」的消息和評論；突然讓我「茅塞頓開」：因為同是來自被共匪污化了70多年的中國的內、外原生態，這兩件看起來毫不相干的事的內在邏輯和關聯的一致性，卻讓人見怪不怪、浮想聯翩！……
附件1
徐州拐賣案嫌犯搖身變網紅，代言廣告背後隱藏怎樣的邪惡？網傳徐州政法文宣進駐豐縣，官方威脅發帖人；冬奧會冷清開幕，習近平一句話洩底。| 遠見快評 唐靖遠 | 2022.2.4｜Youmaker【評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hVoORLjcDM
附件2
2000年11月15日《華爾街日報》發表的關於魏京生的報道（摘譯）
https://top81.ws/show.php?f=3&t=822624&m=5471409
魏京生—从“民主之父”到“民运王伦”
https://blog.dwnews.com/post-839597.html
毫无疑问，魏京生这个名字是显赫的。提及中国的民主运动，就不能不提及魏京生这个曾经被视爲“中国民主之父”的大老。只是，现时的魏京生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叱吒风云、衆人追捧的偶像，他昔日头顶上的光环已经随着人们对他的日益了解而变得黯然失色。
魏京生曾经是大陆文革中著名的极端造反派“联动”的成员，后来入伍，退伍后进入北京动物圆做了一个平常电工。1978年，中国大陆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之后开始“拨乱反正”，开始进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其时，也适逢大陆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当时的魏京生每天除了偷听大陆禁止的“敌臺”之外，就是在“西单民主牆”上贴大字报“造反”，声称要推翻中共政府“搞革命”；还数次向驻北京的法国外交官提供当时中越战争的军方文件。1979年，他被大陆警方逮捕，以洩露国家机密罪和反革命煽动罪获刑15年。魏京生由此发迹。
本来像魏京生这样的无名小卒，被関进监狱之后，很可能从此就默默无闻。但是，魏京生却获得由此成名的机遇。1970年代末的中国，刚刚打开封锁已久的国门，西方对于这个曾经与他们保持巨大距离的共产党国家百般好奇，当时冷战尚未结束，东西方的意识形态冲突仍然激烈。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当时的西方国家及其媒体希望在中国寻找他们心目中的民主苗头，原也在情理之中。当时，很多西方媒体的记者云集北京，“西单民主墙”这样的运动亦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而魏京生这样的“积极分子”也就难免不进入他们的视野。
魏京生一无显赫学历，二无等身着作，就连在“西单民主墙”贴几张大字报都错别字连篇、文笔不通。然而，由于他在“西单民主墙”运动中的积极参与，又因爲他的被捕、获刑由大陆官方媒体主动披露，所以，一夜之间，这个平常的电工就被西方媒体奉为至宝，捧成中国的“民主英雄”。欧美的一些政治傢在舆论的压力下，动辄就拿魏京生跟北京“说事”，要求北京儘早释放这位“民主英雄”。古语云，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魏京生便是这样的“英雄”。
1997年，魏京生获准保外就医，之后流亡美国。这在海外民运中曾经掀起一阵兴奋的波澜。那些早已没落和正在走向没落的民运团体和过气人物，纷纷打起小算盘，都想利用这个“刚出锅”的炙手可热的大人物，帮助自己起死回生。那年秋天，到纽约甘迺迪机场迎接魏京生的华人和媒体人山人海，魏京生得到了英雄般的欢呼和礼遇。
果不其然，不久以后人们就发现，这个身在美国的魏京生与人们印象中的那位身陷北京囹圄的“民主之父”大相径庭。围绕着魏京生的各种丑闻也越来越多，数年之内，魏京生已经被民运内斗、贪污腐败、性滥交等各种丑闻搞得灰头土脸，焦头烂额。过往人们心中的那个英雄形象，也随之崩塌。
四面楚歌，疑神疑鬼
2000年11月15日，《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详见本书附录四），报道了魏京生当时的状况。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中，魏京生被描绘成一个精神紧张、疑神疑鬼的人。
报道称，魏京生从纽约去华盛顿，一路以超过100英里的时速高速开车，他对此种做法的解释是，“我不得不越快越好，否则，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跟踪我”。在魏京生看来，有人在跟踪他、追击他。那么，谁会跟踪、追击这位大佬呢？在魏京生的眼里，可能是北京派来美国的特工，可能是被他视爲“疯狗”和“中共特工”的柴玲、王希哲、王炳章、王军涛、王若望这样的流亡民运领袖，可能是刚刚中止与其合作、将其赶出校园的哥伦比亚大学校方，也可能是当时的克林顿政府。魏京生声称，曾经在1997年欢迎他出狱来美的白宫，现在已经开始希望他“还是死了好”。
文章写道，此时的魏京生已经五十嵗了，他已经离开了带给他牢狱之灾的中国，身処被他认爲是“自由之邦”的美国。但他觉得，在他的四周佈满了形形色色的敌人，与之作对的彷佛是整个世界。他甚至断定，他当时所出的一系列交通事故，就是他怀疑的那些人所为，是阴谋。
报道称，中国劳改基金会负责人吴弘达推荐给魏京生做助手的戴维·沃克（David Walker）说：“人们觉得，魏京生已与整个世界对立”。而魏京生认爲，这位助手是FBI派来对付他的特工。
事情果真如此吗？非也，这只不过是魏京生自己製造出来的“阴谋论”而已。
1997年，魏京生刚刚到达美国时，当时的台湾陆委会及美国国会的某些议员曾希望透过他对北京当局的控诉，加强国际舆论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声音。然而，时隔不久，魏京生就与几乎所有的人闹翻了，他的狂妄、无知让与之见面的很多人士难以忍受，因此逐渐与其形同陌路。
魏京生并没有接受过系统、完整的教育，而且自1979年以来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在与世隔绝的监狱中度过的，与外界的接触极少，因此，其见识浅薄，言谈举止也颇爲粗鲁。有鑑于此，留居美国的中国着名异见人士严家其、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曾一再劝告他抓紧时间补习文化课程，并多看读些书，以增长知识、见识，以免在公众场合发言时贻笑大方。然而，魏京生却觉得这些逆耳忠言隐含着对他的“羞辱”。
该报道所擧的一个实例，证明了魏京生的浅薄无知。据称，曾经有人问魏京生，对于中国政治专制体制他有什么解决办法，当时他不假思索地说：“美国根本不应该与中国打交道，应当断绝与中国的所有贸易关系”。对此，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直言：“我们曾告诉魏京生，’这已不是争论的问题’。但他对我们所说充耳不闻。魏京生已不太为人们重视，因为他的观点已与政策问题不相干”。
对于他在海外民运中的孤立，魏京生毫不掩饰地声称，除了几名领取台湾情治机构津贴的民运人士尚能与他合作之外，其他的着名民运人物几乎都将他拒之门外。
近年来，魏京生与昔日的朋友一个个地閙僵，他的政治结盟也一个个地失败。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局，是因爲在魏京生看来，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都是他的敌人。魏京生曾这样说：“对我最大的批评，是我为什麽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当我是对的时，我为什麽要听他们的？所有卓有成就的人都有这种特性。”
魏京生甚至把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和克林顿总统本人也当成他的敌人。当美国报刊拒绝发表他的文章、美国重要的政治人物不愿与他见面时，魏京生相信，他们都是听命于克林顿的。在他看来，克林顿实施同中国进行自由贸易的政策，很有可能是“共产党间谍”。他说：“我当克林顿是我的敌人，克林顿也把我当他的敌人。当然，他不便直接说，但他指使别人叫我闭嘴。在中国，他们简简单单地将你关进监狱；在美国，他们总有其他办法控制你”。
美国国务院官员对此评论说，克林顿政府并没有把魏京生当敌人。至于魏京生指控美国政府希望他“还是死了好”，并且设计了交通事故来加害他，国务院官员说：“他当然有权这么说，但设计交通事故不是美国政府的行事办法”。
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魏京生已经是四面楚歌，疑神疑鬼，甚至不惜祭出“阴谋论”的法宝来为自己的窘境开脱。这是魏京生的悲哀，但细加考量，也不难看出这其实也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西哲有云，“性格即命运”，魏京生落到此种地步，其桀骜不驯、刚愎自用的性格亦是原因之一。
魏京生的罩门：无知、固执
1999年1月8日，美国国会召开了一次由魏京生作证的情况简报会议。在这次听证会上，爆发了民运人士打架事件，——XXX、XXX等人推推搡搡，高声叫骂，指责魏京生没有资格代表民运。这个事件引起了媒体的一片譁然。
随后，魏京生就此指责王希哲是中共间谍，导致王希哲愤然以诽谤罪将他告上美国法院。同年5月，在布鲁金斯研究所组织的天安门事件10周年研讨会上，魏京生再度让满屋子的中国问题学者目瞪口呆。当时，他大声指责华盛顿是“天安门镇压中的同谋”。魏京生说：“虽然没有不容置疑的办法証明天安门事件完全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但我们可以以此透视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态度”。
近年来，魏京生几乎与所有流亡海外的大陆异见人士闹翻，甚至成为永久的敌人。前面所述的“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刘青，曾是魏京生在北京“西单民主牆运动”中的老友。面对这样一位老友和民运的大人物，魏京生曾经这样告诉记者，现在他们之间“已没有任何关系”；他还指责刘青“把民运与人权分开”，以便把所有本应支持民运的钱划为己有，却一分也不给他魏京生用。
1998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邀请魏京生前往该校完成他的狱中回忆录。他住的公寓禁止吸烟，然而嗜烟如命的他却把房间里弄得烟雾腾腾，经常引致公寓的火警警报器大作，遭到邻居抱怨。6个月后，邀请者忍无可忍，把他撵了出去。其时，他的回忆录尚未完成。 哥伦比亚大学原来也曾给他免费提供住房和医疗健保，但后来这些优惠待遇也都被哥大取消。对此，哥大校方以及魏京生的资助者、“人权观察”组织的创立者伯恩斯坦（Robert Bernstein）都认为，“魏京生在哥伦比亚大学什麽也没干，我们不能永远资助他”。
后来，魏京生接受陈水扁治下的台湾陆委会和军情局资助，成立了“魏京生基金会”，专门在华盛顿游说有关中国问题的政治人物；呼吁美国支持台独和藏独等。但他的个人见解往往与美国的政治现实间存在巨大反差，而他丝毫不在意这些。
后来，在马里兰州的一家超市，魏京生又一次与他心目中那些“看不见的敌人”交手。他在那里使用信用卡购买一台宽萤幕彩色电视机，被售货员拒绝。魏京生因此断定，这是一个阴谋，是华盛顿或北京的特工在他的信用卡上作了手脚。
孤立的处境似乎并没有让魏京生感到烦恼，也似乎并没有促使他对自己进行反省。他仍然试图说一些自命不凡的大话来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同时安慰自己。比如，他曾说，当中共政权崩溃、他当选总统时，历史将証明他是对的。而他讲话的结束语通常是：“大多数人不同意我，但最终他们将发现我是对的。我的主张是在监狱中的漫长岁月中思考出来的，永远不会改变。”
返美遇阻
前几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魏京生从法国返美，在巴黎机场被法国警方禁止登机。当时，魏京生将此事件广泛告知媒体，并声言要让巴黎警署“得到教训”，要亲眼看一看冒犯他的警官被撤职时的狼狈相。实际上，魏京生是想利用炒作这一事件来挽救自己日渐寥落的“知名度”。他抱怨此次欧洲之行处处未获恰当的礼遇，尤其在波兰的人权会议上，竟然没有记者采访他。
与此同时，美国移民局对魏京生的入境请求，也拖延了两星期之久才予以认可。因此，魏京生对媒体抱怨，他在美国是“寄人篱下”。对此，华盛顿的官员解释说，国务院不清楚魏到底持何种証件；而这种说法等于明说魏京生不在国务院的“特别关注”之列，这令魏京生又生气而难堪。魏京生在向台湾中央社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时说，这件事必定有“特殊背景”，因为华盛顿有人一直不喜欢他反对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贸易最惠国待遇，他并发誓说“一定要追究清楚”。
“因出卖情报获刑”被证实
当年魏京生以两项罪名获刑，一是“洩露国家机密罪”，一是“反革命煽动罪”。对其前一项罪名，曾有西方舆论为之喊冤，认爲这是大陆警方的无端陷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的当事人、当时法国驻华大使馆三祕白天祥向媒体公开了事情的真相，证明魏京生的确是洩露了国家机密。
那时北京的“西单民主牆”，吸引了大批外国记者前去拍照、采访。在这种场合里，好出风头的魏京生向来不甘示弱，他一边张贴大字报，一边穿着军装让记者照相。据説，这套军装是他从军队退伍时留下的，此后一直穿在身上去动物园上班，以示自己与其他青工的“身份有别”。
摇身一变为“民主英雄”。
那么，魏京生究竟有没有出卖大陆的国家机密呢？2006年10月，白天祥接受法国《费加罗报》专访，对已获自由的魏京生作出了客观的评价。白天祥宣称，他不同意魏京生当年遭到北京当局陷害的说法，因为在法庭出示的录音带里，清楚地记录了魏京生向外国记者出售有关中越战争的官方文件时的谈话，而那些文件在当时尚被北京当局列为“机密”。魏京生的父亲魏梓林当时在大陆解放军后勤部任要职，手头握有一批官方的“红头文件”，有些还印有“机密”字样。魏京生每次将这类文件递交给法国大使馆时，当时的大使馆三祕白天祥照例会支付他一笔酬金。
《费加罗报》引述这位前法国驻华外交官的话，来澄清以往鲜为人知的事实，其中包括魏京生并不光彩的一面。该报道称，当年的魏京生与“西单民主牆运动”的民主斗士们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他一味热衷于迎合西方口味来谩骂自己的国家，还将自己油印的小册子《探索》以三美元一本的“天价”向西方人士进行兜售。
为发财设立基金会
在获准保外就医并流亡美国之前，没有多少人真正知道魏京生的背景、为人和本性，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之所以把魏京生捧为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徵人物，很大成分是由于魏京生的“造反精神”、坐牢时间较长和“二进宫”的经历，西方国家的政府也被媒体和人权组织的呼吁弄昏了头，所以全力拿魏京生来作为向中国政府施压的政治筹码，致使魏京生名噪一时。随之而来戴到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大，从“西单民主牆运动的代表人物”变成“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徵人物”，再到“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最后竟被说成“中国民主之父”。
魏京生利用这些不断增值的政治名声获取巨大的私人利益，美元、马克、法郎、港币源源不断地流入魏家。看到这些从天而降的金钱，魏京生终于领悟出一条致富发财的捷径，而他的贪婪本性也逐步显露出来。
魏京生第一次出狱时，曾经向香港的民运组织“支联会”索取五百万港币，名曰帮助别人举办“隐含政治倾向”的画展，而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其胞弟魏晓涛开设的生涛有限公司资金周转上的困难。他到美国以后，为了获取私利，又以“民主基金”、“联席会议”等各种名义到处吸敛钱财，其中一次就向当时的台湾行政院索要二百万美元。
为了保住这些来之不易的名利，增加自己的身价，魏京生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也显示了一定的政治表演天赋。当年在狱中，为了刺激国外媒体对自己的注意力，魏京生和魏家常常製造有关他健康状况的种种故事，谎称其在狱中常常受到虐待，健康恶化，甚至说他身患绝症、不久人世等等。但其第二次出狱时，人们看到的却是一个身宽体胖、红光满面的魏京生。为了掩盖“受到虐待和迫害”的谎言，魏京生竟然耸人听闻地说，他的红光满面和身宽体胖是因为大陆的狱警每天在他的饭菜里加放激素。
1997年获得保外就医来到美国后，魏京生把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那些有权有势的政客、富商的豪宅里，为了获得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支持，为了满足个人的政治需要，他迎合西方某些舆论的需求，不惜违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国际场合出卖国家，为台独、藏独、疆独站臺打气。
例如，在1999年纽约召开的民运联席会议上，有记者问魏京生在新的一年里有何计画时，他表示，当前主要的任务有两条，一是阻止中共对臺湾发动战争；二是阻止中共获得美国永久的“正常贸易关係”之地位。当记者问他究竟有多大把握来阻止这些似乎与他的身份和活动能力极不相称的事情时，魏京生毫不掩饰地说：“这要看经费情况而定。目前我最需要的是钱，等有钱了，什麽都好办了”。
打压异己的“民主之父”
民运人士王希哲、徐文立等人在互联网上发文披露，魏京生为保住“民主之父”地位，担心别人抢他的风头，不惜排斥异己，毫不手软地打压其他民运领袖。当徐文立、王有才等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在大陆获刑入狱时，魏京生竟毫无根据地说“他们变节了”，声称徐王二人坐牢是假像，实际上是在大陆的专门疗养院里享受“部长级待遇”并接受培训，再过一段时间便会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送往美国。在接受台湾记者的某次采访时，他又公开说徐文立是中共特工，王有才系因“殴打警员而被捕”；还说“中国民主党”是中共在民主人士中培养的特工成立的组织，目的是“为了搞钱”。
徐王二人在大陆获刑入狱后，王希哲为了表达对徐王二人的支持，在美国进行了绝食抗议。此擧惊动了美国舆论，美国衆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也为此准备就“中国民主党事件”举行一次专门听証会。这时，魏京生又开始在背后做手脚，先是要求听証会的主办者将会议改为“一般性人权听証会”，以削弱中国民主党的影响；同时，又再三要求主办者取消王希哲等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备委员会代表的作证资格，要求衆议院只允许魏京生及其同党发言，否则他们将拒绝参加听证会。王希哲等人闻讯大怒，赶到现场大骂魏京生等人“欺世盗名”，双方还发生了肢体接触。当时，美国媒体对这一民运内斗的场面，播出了足足五分钟之久。这场闹剧令魏京生无地自容，慌忙从国会山的边门开溜。当时，他面对记者提问，唯一的回答是：“王希哲是中共特工”。
徐文立还发表文章披露，魏京生不遗馀力地对中国民主党进行打压。例如，他到处劝说中国民主党成员退党；唆使北京民运人士江棋生、任畹町等人反对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徐文立；唆使安徽民运人士王洪学和河南民运人士王冰等人，擅自宣佈成立“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备委员会”，并封魏京生为党主席；在海外唆使施军等人以所谓“中国民主党北美支部”的名义，加入魏京生那个徒有虚名的所谓“联席会议”，以挑起中国民主党内部的火拼；在中国民主党人士谢万军的逃亡过程中，他还向美国人士作证说，谢万军是“中共特工”，导致谢万军险些来不了美国。
王希哲等人还公开发文披露，魏京生和台湾某机构的“密切合作”关系已经是公开的祕密，他周围的工作人员不少是台湾间谍。台湾当局之所以非常欣赏魏京生，是因为魏具有“连我们这些反共老手都自愧不如”的反共立场、敢说敢做的反共本领，显示了魏是有很高利用价值的一块好材料，所以给予魏京生巨大的经费支持。魏京生当然也会投桃报李，他不会忘记台湾是棵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所以“人权高于主权”、“台湾人民有自决权”、“大陆不民主，两岸不统一”也就成了魏京生的口头禅。
附件3
国会冲突事件后国内外中国民主党与魏京生 的法律诉讼文件
(1999/2/5)
http://www.ukcdp.co.uk/founding/found28.htm
ＸＺ；
诉讼状已送到法院，今日中午，法院的传票也已送到魏办。即：立案的法律手续已完成。立案号：纽约州高等法院（皇后区）２６７２- ９９魏的新秘书李小姐说，她已接到传票，会尽快通知魏。魏最迟将在后天（星期天），回纽约。
魏办电话：２１２- ８５４- ４８１７李小姐
新闻发布要等魏本人接到传票后为好。我们正催他的秘书尽快将传票ＦＡＸ给魏。否则，新闻界问魏，魏可搪塞说“没看到，不知此事。”估计今晚魏会得到消息。如确定，最快可在今晚发布新闻。最迟，星期一发布。
发布有两种办法：
一，你在湾区召开中外记者会；二，向新闻界发稿；
三，两者兼。
新闻稿要慎重，一定要经申奇和我过目再发，以免有错，魏可反告。这仗要打好。
下面一稿有《新新闻》原话。
重要新闻新闻稿：国内民主党及受刑人家属公开反驳魏京生
------- 国会事件真相：源于对国内民主党的态度
发稿：中国民主党信息中心ＴｅｌＦａｘ：７１８- ６９９- ２０１１，７１８- ６９９- ３９８５
时间：１９９９，１，１４
{ 正文}
针对魏京生对中国民主党和因组织党而被判刑的王有才、徐文立的不符事实的说词和攻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委会以及王有才、徐文立的家属这两天发表声明或谈话，提出正式反驳。
设在纽约的中国民主党信息中心从国内获得的消息称，魏京生在台湾和海外对中国民主党和因组党受刑的王有才、徐文立的一些不实评论、甚至攻击的谈话，正在国内民主党及民运界广泛传播。国内民运人士大多从电脑网络和海外传媒获得有关信息。
魏京生在接受台湾着名杂志《新新闻》董事长司马文武及总编辑陈裕鑫的专访时，对中国民主党做了正式的重要评论。专访刊登在一九九九年元月出版的六一七期。从电脑网络上下载的访问内容正在国内民运界广泛传阅，一片哗然，引起极大反响。
《新新闻》该篇专访的网址为：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
ｃｏｍ。ｔｗ/ ｗｅｅｋｌｙ/ ｏｌｄ/ ｔｏｃ/ ６１７。ｈｔｍｌ
魏京生先生在这篇专访中向外界是这样评论中国民主党的（原话）：
全文见《新新闻》六一七期，一九九九年元月出版。《新新闻》全世界发行，而且上网，在中国大陆也可读到。
（下面为魏之原话）
“你在国内能公开成立民主党，公开发展组织？哪有那么容易！王有才干这些事的时侯，第一，他没有得到大家的允许，没有按照我九三年定下的路线走，因此大家批评他们，第二，我们认为他们这么干，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出来冲击一下，至少在克林顿去中国以前，给他来个证明，你老说中国人权状况改善，看，没有改善！
“这也很重要，既然他们已经干了，我们把事情往好的方向推，问题还不大。但共产党的招术也变了，共产党很聪明，现在他们也到生死存亡的时侯了，开始抓王有才，关了一天，全放！就让你做新闻都没有时间，因为你新闻从国内从消息传到海外，最快也要三四天才能见报。
“但是王有才也聪明，他知道我们在外头，需要这个，他事先跟我们沟通过，他在里面打警察，先骂警察，过来一揪他，他动手就打人家。”所以上面怎么做工作，警察还是不放，所以不是什么颠复罪了，王有才是妨碍公务罪，他殴打警察！（众人笑）上面后来就跟底下商量，要他们顾大局，这些过程我们全知道。吵了一个月，才放出来，结果晚了，你们新闻已经做得很大。所以王有才是立了一功。
“但是共产党马上变招，让他们自己培养的特务都出来组党，都去注册登记，完了共产党还给个回应，说你们申请是还可以，但必须把不少于五十人的名单移交，五万美元以上的经费说清楚，还保证遵守宪法，这么一弄，还叫什么民运组织？”这招当时弄得风声挺大，很多人跑去组党，而且最后甚至说出。共产党已经做好良性互动准备，我们应当回应他们，应当接受共产党领导，甚至还有人要保证共产党领导权不变三十年！
“这真正的影响是掐断民众与民运的联系，相当恶毒！”（以上
为原话）
对于魏京生的“王有才打警察”而被定为妨碍公务罪的说法，还
在狱中的王有才之妻胡江霞感到非常可笑。胡江霞反驳魏京生说，王有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对人一向十分客气，连说话声音都不大。对于魏京生讲的“他（王有才）事先跟我们（魏京生）沟通过，（计划）在里头打警察”这番话，胡江霞感到莫名其妙。胡江霞指出，中共明明给王有才定的是“颠复政权罪”，从未说过“妨碍公务罪”，
这是事实。胡江霞十二日在电脑网络上读到上述专访后，对香港传媒反驳说，她不明白魏京生为什么说出这些不负责任的言论，胡江霞希望魏京生主动澄清此事，因这已对判刑十一年的王有才构成了伤害。
中国民主党浙江省筹委会秘书长、一同与王有才组党的朱虞夫表示，王有才为一文弱书生，体重才九十四斤，怎么可能主动殴打警察？朱虞夫指出，魏京生的言词在大陆民运界流传很广，他对民主党是由中共特务扩展起来的说法，是对民主党的“中伤”，已对整个民主党造成伤害。一位民主党的支持者看到魏京生的言论，深感痛心地说，这不是在帮助共产党迫害民主党吗？他建议海外民运人士不要太在乎魏，他说：“我问过国内民运，魏京生本来在国内就毫无根基，现在又攻击国内民主党，大家很反感。他回国不会被主流民运和老百姓接纳，不必和他纠缠。”另一位暂时不愿透露姓名的民主党成员说，目前正在搜集证据，必要时将对魏京生诽谤民主党提出法律起诉。
另外，魏京生在多种场合指称徐文立为中共特务。徐文立的妻子贺信彤多此表示感到十分痛心。徐文立入狱前，对外界曾表示，对于魏京生将其定性为中共特务的说法，“荒唐可笑”，“根本不值一驳”。
中国民主党信息中心说，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元月十二日从国内发出了一份正式书面声明，反驳和澄清魏京生对于中国民主党的攻击和不实说词。声明指出：“目前，海外朋友笑谈王有才不是什么颠复政府罪，而是因打警察妨碍公务获罪，我们不知这位朋友从何得来这般消息，至今已关押两个月余的王有才先生，连其妻子也未获见面！
我们希望有些朋友不要说伤害当事人的妻子及国内民运朋友的话，不要以个人恩怨对待所有组党人士。”这份书面声明还指出：“在中国，如何开展民主运动，如何推动社会进步，不是只是一条路可走，更不应当把走其它道路的人视为异己，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可惜的是，先有人去各地，比如去湖南劝阻、干扰国内正常的组党运动继而又造出王有才打警察云云，实在令人遗憾！”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的这份声明强调：民主党仍将秉承“公开、理性、非暴力、合法”的原则，继续展开活动，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声明最后呼吁国内外的民运团结起来，努力促进中国民主制度的早日实现。
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王希哲发表评论指出，外界只知美国国会事件的表象，不知事情的根源。王希哲说，国会事件及海外民运的分歧，其根源在于对于中国民主党的态度、对组党人士的态度。是支持民主党、支持国内组党运动，还是诋毁、破坏、瓦解国内民主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就算美国国会不是公开民运两条路线分歧的适宜场合，但现在是将问题的真相说清楚的时侯了。魏京生在《新新闻》杂志上发表的言论，说明了他的内心想法。大家应当看得很清楚，魏京生在诋毁民主党和国内组党人士。魏京生指使国内的代理人到处瓦解民主党，事实具在，必要时将合盘托出。我们有义务起来保卫民主党，为受刑人主持公道。现在，共产党在迫害民主党和组党人士，我们在支持和保卫民主党。在这个时侯魏京生对民主党如此诋毁，他站在哪一边还不清楚吗？我们在国会想为国内民主党说句话，就说我们“闹国会”，就说我们“搞内斗”，人间还有没有公理？
另外，中国民主正义党发言人王炳章今天在接受美联社就《新新
闻》魏京生言论的采访时指出，民运中存在不同观点不足为奇。王炳章说：“我对魏京生先生的一些做法和观点是支持的，比如游说世界人权大会和民主国家政府做出谴责中共迫害人权的决议等。但在国内民主党组党问题上，我就无法接受魏京生的观点。魏京生在《新新闻》上指谓王有才打警察，将国内一些冒着风险组织民主党的人士说成是共产党特务，将民主党的扩展说成是中共特务所为，这非常滑稽，毫无根据，使人难以理解。这种说法，伤害了国内民主党组党人士，伤害了国内民运，不利于国内突破中共一党专制的斗争，应于澄清。当然，我们在辩论是非时，应当讲事实，应当理性。但不能不尊重事实，不能歪曲事实。讲出事实真相的方式和场合或许可以更考究一些，但事实真相必须说清楚。在中国民主党面临中共迫害和打压的关键时刻，我们责无旁贷，必须挺身而出，保卫民主党，保卫国内组党运动的成果。”王炳章认为，围绕民主党问题的讨论，搞清问题症结，对民运不是有害，而是有利。真理辩明，才有利于团结。王炳章主张，大家应尽快坐在一起，交换观点，解开心结，寻求共同点，一起促进国内的民主运动。
（１９９９，１，１４）
魏京生诽谤中国民主党，民主党人控告魏京生，要求道歉并赔偿两百万美元
诉讼状（中文翻译件）
纽约州高等法院，皇后郡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ＱＵＥＥＮＳ）
案件号：２６７２- ９９
立案日期：１９９９，２，５
原告：薛明德（中国民主党党员）
陈忠和（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主席，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委员）
王希哲（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
被告：魏京生
《新新闻》杂志
被告注意：
上述被告在接到告票后，须在二十天内对诉讼做出答复，接到传票当天除外。（若传票并非由专人在纽约州境内送达被告，被告则须在三十天内对诉讼做出答复）。如不做答复，法院将根据原告诉求做出缺席审判。指明审判地点的法律依据为：ＣＰＬＲ５０３（ａ）
状告：魏京生诽谤中国民主党案
诽谤要点：一，诽谤徐文立（中国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为中共特务；二，诽谤王有才（中国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犯的“是妨碍公务罪，他殴打警察！”
三，诽谤中国民主党的组建是“共产党。。。。。。让他们自己培养的特务都出来组党，都去注册登记”。
[ 台湾《新新闻》杂志元月份出版的六一七期上刊登了魏京生访问记，魏在专访中对中国民主党进行了上述二、三项诋毁。魏在其它场合进行了上述第一项诋毁。均有文字为证。]
为此，原告要求被告 [向中国民主党赔礼道歉] 赔偿美金两百万
元。时间：一九九九年二月五日
（以上为诉讼状）
译者说明：《新新闻》杂志是台湾最着名的政论周刊，发行全世界，并且上网，在中国大陆也可看到。被告魏京生去年十二月访问台湾期间，接受了《新新闻》杂志专访。时值中国民主党正在被中共当局严重迫害，其部分创建人和领导者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被中共当局判了十年以上重刑，全世界有良知的人士和政府一致谴责中共的法西斯罪行。就在这一时刻，被告魏京生在接受《新新闻》专访时，对中国民主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毫无事实根据的诋毁和诽谤，构成了诽谤罪。被告魏京生的这篇专访在中国大陆流传广泛，大陆民运界一片哗然，它极大地伤害了正在顶着风险与中共抗争的中国民主党人和民运人士。事发之后，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和国内民主党人，以及受刑人家属对魏京生的诽谤言论进行了反驳，希望他予以澄清。没有想到，当新闻界询问魏京生时，魏竟然辩称《新新闻》“报导有误”（请见《世界日报》一九九九年元月十六日）。为了再次给魏京生一个澄清、认错的机会，中国民主党党员曾当面询问魏京生有关《新新闻》专访一事，魏京生再次辩称《新新闻》报导失实。这样，只有三种可能性摆在我们面前：一，是魏京生诽谤了中国民主党，《新新闻》忠实报导；
二，是《新新闻》诽谤了中国民主党，并把责任栽脏在魏京生身上；三，是魏京生两罪并犯，他既诽谤了中国民主党，但他又在大庭广众面前公然撒谎，诽谤《新新闻》“误报”。《新新闻》该篇访问记的网址为：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ｔ。ｃｏｍ。ｔｗ/ ｗｅｅｋｌｙ/ ｏｌｄ/ ｔｏｃ/ ６１７。ｈｔｍｌ上述结论，将在法律诉讼中得到澄清。
必须指出，与此同时，被告魏京生在国内的弟弟魏晓涛的女友朱锐，在国内到处收买、拉拢、瓦解中国民主党党员和组织，令民主党员退出民主党，令民主党组织立即解散。这是偶然的巧和，还是有组织的配合？
为了保卫中国民主党和国内的组党运动，为了为那些坐牢和在前线奋战的国内民主党人讨回公道，为了维护中国民主党的声誉，为了遏制对民主党组织的破坏行为，为了澄清事实真相，国内外的民主党人决定控告魏京生，使他在法律面前讲出实话。
以下是被告魏京生在《新新闻》杂志上发表的诋毁、诽谤民主党的言论（原文）：
“你在国内能公开成立民主党，公开发展组织？哪有那么容易！王有才干这些事的时侯，第一，他没有得到大家的允许，没有按照我九三年定下的路线走，因此大家批评他们，第二，我们认为他们这么干，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出来冲击一下，至少在克林顿去中国以前，给他来个证明，你老说中国人权状况改善，看，没有改善！
“这也很重要，既然他们已经干了，我们把事情往好的方向推，问题还不大。但共产党的招术也变了，共产党很聪明，现在他们也到生死存亡的时侯了，开始抓王有才，关了一天，全放！就让你做新闻都没有时间，因为你新闻从国内从消息传到海外，最快也要三四天才能见报。
“但是王有才也聪明，他知道我们在外头，需要这个，他事先跟我们沟通过，他在里面打警察，先骂警察，过来一揪他，他动手就打人家。
“所以上面怎么做工作，警察还是不放，所以不是什么颠复罪了，王有才是妨碍公务罪，他殴打警察！（众人笑）上面后来就跟底下商量，要他们顾大局，这些过程我们全知道。吵了一个月，才放出来，结果晚了，你们新闻已经做得很大。所以王有才是立了一功。
“但是共产党马上变招，让他们自己培养的特务都出来组党，都去注册登记，完了共产党还给个回应，说你们申请是还可以，但必须把不少于五十人的名单移交，五万美元以上的经费说清楚，还保证遵守宪法，这么一弄，还叫什么民运组织？”这招当时弄得风声挺大，很多人跑去组党，而且最后甚至说出。共产党已经做好良性互动准备，我们应当回应他们，应当接受共产党领导，甚至还有人要保证共产党领导权不变三十年！
“这真正的影响是掐断民众与民运的联系，相当恶毒！”（以上
为原话）
被告魏京生还在其它多种场合发表过诋毁、诽谤中国民主党及其负责人的言论，这些，将在法律诉讼的不同阶段予以揭露。
新闻稿（９９）- ００６：
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王希哲和国内民主党人等状告魏京生
发稿：中国民主党信息中心
时间：１９９９，２，８
本中心获悉：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王希哲和国内民主党人等于二月五日向纽约州高等法院，皇后区法院提交了诉状，状告魏京生诽谤中国民主党和民主党人。本中心采访了王希哲：为何要状告魏京生？王希哲回答如下：一、任何政治人物针对他人的对公众的发言，都是要负责任的。说错了话，损害了他人，就必须公开道歉，引咎自责。这是民主社会的公理。魏京生不能例外。二、魏京生污蔑的人，是正在共产党狱中蒙难的人。他们无法自辩。魏京生污蔑了人倒没事，反对他的污蔑，反对他在美国国会作伪证（为他污蔑的人违心作证）倒成了" 闹场" ，倒成了" 丢脸".这是正义的大颠倒，必须要把这桩公案辩个水落石出，才对得起狱中的蒙难者。三、魏京生历来自以为高高在上，拒绝平等的对话。因此，只有对他的污蔑提出法律诉讼，才可能使他清醒，使他在对国内的民主运动问题上站到正确的立场上来。
魏京生诽谤中国民主党，民主党人控告魏京生，要求道歉并赔偿两百万美元诉讼状（中文翻译件）
纽约州高等法院，皇后郡
（ＳＵＰＲＥＭ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ＱＵＥＥＮＳ）
案件号：２６７２- ９９
立案日期：１９９９，２，５
原告：薛明德（中国民主党党员）
陈忠和（中国民主党湖北省党部主席，中国民主党全国筹委会委员）
王希哲（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秘书长）
被告：魏京生《新新闻》杂志
被告注意：
上述被告在接到告票后，须在二十天内对诉讼做出答复，接到传票当天除外。（若传票并非由专人在纽约州境内送达被告，被告则须在三十天内对诉讼做出答复）。如不做答复，法院将根据原告诉求做出缺席审判。指明审判地点的法律依据为：ＣＰＬＲ５０３（ａ）
状告：魏京生诽谤中国民主党案
诽谤要点：一，诽谤徐文立（中国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为中共特务；二，诽谤王有才（中国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者之一）犯的“是妨碍公务罪，他殴打警察！”三，诽谤中国民主党的组建是“共产党。。。。。。让他们自己培养的特务都出来组党，都去注册登记”。
[ 台湾《新新闻》杂志元月份出版的六一七期上刊登了魏京生访问记，魏在专访中对中国民主党进行了上述二、三项诋毁。魏在其它场合进行了上述第一项诋毁。均有文字为证。]
为此，原告要求被告 [向中国民主党赔礼道歉] 赔偿美金两百万
元。
时间：一九九九年二月五日
（以上为诉讼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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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收官之作
（五）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5/05/blog-post.html
——是徐文立傻，或是捏造、散佈謊言的中共小特務傻？還是至今依然信謠傳謠、又損傷不到徐文立一絲一毫、自己卻落下一個傳謠名聲的人傻？！
最近，王希哲提供的中國民主黨黨史資料第2節中，朱虞夫堅持插入了這樣一段所謂黨史——
朱虞夫插入了文件：
吕洪来【还原中国民运的一个重大谜团】
（2009年徐文立指出：吕洪来的要害是希望通过“香港模式”招降全体中国反对运动）
https://www.epochtimes.com/gb/9/1/8/n2389149.htm
吕洪来先生，一路请走好，招降的“旗手”不是那么好当的。——徐文立注）
吕洪来說——
一个10年未解的政治谜团
将时间定格在1998年11月9日
1998年11月9日，地点北京白广路二条四号徐文立先生的家中，当时在场的有：徐文立、查建国、高洪明、刘世尊、张辉（当时的徐文立办公室主任）王志新、沙浴光、共七人。徐文立先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文件，发到在场的每一个人的手中，并对在场的人讲：我们组党，就要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
徐文立注：「這是徐文立傻，還是捏造、散佈謊言的中共小特務傻？還是至今依然信謠傳謠、又損傷不到徐文立一絲一毫、自己卻落下一個傳謠名聲的人傻？！」
徐文立明明早早就知道浙江朋友舉了首義之旗、1998年6月25日籌建了中國民主黨，之後徐文立還立即在25日當天和秦永敏發動全國29個省市的異議人士共襄義舉創建中國民主黨。
按呂洪來卻編排為：專門替人作嫁衣、一貫不那麼聰明的徐文立居然又會在1998年11月9日京津黨部建黨會議上「对在场的人讲：我们组党，就要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真真見識了什麼叫「利令智昏的徐文立」了啊！哈哈！這是徐文立傻，還是捏造、散佈謊言的中共小特務傻？還是至今依然信謠傳謠、又損傷不到徐文立一絲一毫、自己卻落下一個傳謠名聲的人傻？！
——2025徐文立2025.4.14日注）
呂洪來再說：「然后，徐文立要求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对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及负责人选，表明自己的态度、正式签名。当时与会的朋友都表态赞同徐文立先生的组党意见，并都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徐文立当即就向海外媒体正式发布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正式成立的消息。」
徐文立注：「浙江老實人陳樹慶在：真相與和解(博訊北京時間2011年1月28日 轉載)中說『我在文章中所说“王有才先生1998年4月底5月初趁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之际，最初动员徐文立先生在北方召集与发起中国民主党的创党活动受挫”不实，由此给徐文立先生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当然，通过前述两篇文章和本文的澄清，相信流传的那个非常难听的“故事”就从此可以很快消失，这也算是坏事变好事吧』」
然而陳樹慶先生太天真，人心叵測啊！「非常难听的“故事”」非但沒有可以很快消失，反而流傳至今！如我的近日「收官之作（一）」提到的……。
————————
老王按：现在总有人包括吕洪来自己，搬出吕洪来的一些似是而非说词。老王找出这篇2009年文章，辩证一下
================
关于吕洪来“摘桃子”论与徐文立“北京一大”等的几点说明
王希哲
谢谢先生肯定老王。但认为老王还“不够公正 ”。先生这里唯一提出老王“不够公正 ”的例证是：（对徐文立）“为何吕洪来不可以批评？
老王敬答：
凡是错误的，老王一律赞成批评，不管他是谁，不会“双重标准”。请先生把老王不许吕洪来对徐文立批评的文字根据，拿出来看看，好吗？
老王过去从未对吕洪来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对吕不好的印象开始，绝不是他什么批评徐文立，而是他先让他妹妹在澳大利亚旅游离队（记得是旅游），滞留澳大利亚，要希哲为她提供政治庇护证明，后又让他弟弟滞留澳大利亚，又要希哲为他提供政治庇护证明，最后是自己跑到泰国，号称自己是京津党部什么重要角色（他责骂徐文立搞京津党部时是怎么说的？），然后，还是要希哲、方圆等（有没有要文立，记不清）为他提供证明。
希哲最烦这个。十几年一直不断地有人（包括彭明）姐姐、妹妹、大姑妈、小姨子的，拉家带口跑到泰国或什么地方，就声称自己国内是民运或民主党重要角色，要你不断的，没完没了的为他一家子提供庇护证明和经济帮助，人事帮助。那些“庇护证明”还都得往严重里说，实际成了伪证，但你又没有办法，稍有怠慢，照顾不周，钱没给够，他就翻脸骂你，甚至马上投到你的对手势力那边帮着他们造谣你，污蔑你。还例如严正学，你为他在海外写了证明，说他是民主党，他回国到了警察哪里，又可以说不是，要你再写他不是民主党的证明。
后来老王干脆在联总立下规矩，民主党不是收容站，救济所，福利会。国内一切确因政治组织活动而面临直接迫害威胁的，逃亡海外，联总应该负责帮助一切，凡是国内故意在政治上虚晃一枪，甚至虚晃一枪都没有就跑到海外，甚至拉家带口跑到海外，声称自己国内如何如何，要求庇护的，请他们自己作为一般非法移民自行处理一切，海外组织也可以适当帮助，但没有义务。
吕洪来先妹妹后弟弟再自己一家来海外，也带着这样的特色。他到了泰国，才说他当年在京津党部如何重要，为什么1998-99年在北京天津没有表现出来给我们看看重要？他当时做了什么，为什么那时负责协调国内民主党组党全盘的老王，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他说过？
徐文立那时的片面“一大全代会”错误，吕洪来批评了吗？是怎么批评的？吕洪来主张什么？能不能现在拿出来（历史文件）给大家看看？那时海外谁听说过吕洪来在组党活动中的表现？这一切都是吕洪来跑到了泰国，才高调说的。
于是与徐文立等发生了争执。这些争论都是他们当时的“内幕”。我们不关心内幕，因为外人不好说相信谁不相信谁，我们只关心1998-99年，吕洪来和他的弟弟妹妹在北京天津究竟为民主党组党和建设做了那些人们能够看到的事情！
还有“摘桃子”。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民主党不说1998年，直到十一年后今天，国内也没有什么“桃子”。
唯一的“桃子”在海外，是海外以民主党名义作生意为他人办政治庇护赚钱。这笔生意，以纽约最兴隆。今天“纽约的朋友”们那么热衷“全国委员会”，明知国内今天根本没有公开的“委员”条件，也非搞不可，恐怕其背后的利益冲动，就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名堂，足以占领全美国政治庇护生意制高点，不但赋予了自己开政治庇护证明的最高合法性，也便于剥夺“纽约朋友”已眼红垂涎多时的王军们生意的合法性及其地盘，借以垄断全美政庇市场。也许王军涛不是？
1998年徐文立犯的错误，是北京哥们出于地缘很自然会常犯的“北京当然领导一切”的骄傲自大的错误。那时哪有“桃子”？只有风险和责任担当，事实徐文立也再次付出牺牲担当了。即便你把这“桃子”解释为虚荣，任畹町和希哲指出了，这桃树（民主党）的全国组织基础，也是北京徐文立等为主奠基的，而不是浙江奠基的，认为这点“虚荣”和持续的操作中心应该归北京，也是自然。徐文立只是忘了，民主党之所以是民主党，它是不能承认任何人优于他人的特权的，你是北京也好，“奠基人”也好，“创党人”也好，都没有任何特权，在程序的基础上全党人人平等。今天的王有才，王军涛们恰恰又是忘记了这点，处处突出他们的特权，突出“浙江特权”，“纽约特权”。
有人问，“为什么1998年11月前，徐文立不号召组党呢？”这是因为1997年末，希哲在王军涛、刘晓竹等的支持下，联络北京徐文立、任畹町们，请他们牵头，利用新兴的互联网，把全国1979-1989被打散的民运力量重新聚拢起来，组织起来，公开的方针是“广交友，不结社”，私下的目标是，配合中国对联合国人权公约的签署向突破组织独立工会发展，已经做了不少工作（请看那时希哲在海外世界日报登了多少支持国内工人运动和组织独立工会如大同煤矿工会的广告）。但炳章激进，闯关号召组党，6月浙江应召发难组党，实际打断了更符合当时实际条件的首先突破独立工会的运作进程（非要说“左倾路线造成损失”，遭到大逮捕，浙江“组党”这就是首先的左倾路线）。所以，波士顿紧急会议前，希哲还一再向浙江建议是不是可向官方提出，以释放王有才为交换条件，与官方各退一步，同意不组党，“退党为社”？但浙江和炳章坚持组党不退。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才作出了策动全国各省市组党响应浙江的决议，但利用的，是1979-80全国民主墙北京徐文立秦永敏等早已打下的民主运动基础。换了任何一个人，你心里会怎么想？人家总要有个转的过程，不会海外一变马上听令吧？徐文立后来还是跟上了。我估计，徐文立是这样想：“既然你们海外（希哲等）转变了方针，从准备独立工会到支持浙江策动全国组党了，那么，也还是由我北京来牵头领导吧！”
于是，那个北京片面的“一大筹备会”就出来了。问题其实就出在这里，责任在海外，首先是希哲，与北京沟通不够，而不是什么徐文立要“摘桃子”。
敬答
2009年11月29日
王希哲重要文章
最近，任畹町先生因“纽约朋友”的民主党风波，为民主党写了一篇回顾文，其中有两条意见，非常重要，希哲要在这里特别地介绍一下：
其一，任畹町说：
我们“可曾想到98组党的基础在于南秦北徐奋勇打拼半年集合了被打散多年的人员为预备？其开拓性贡献是大大的。”
其二，任畹町说：
“98年底老徐擅自组建全国民主党一大筹备组的确是个非民主非规则非常识的不智之举，有实质正义的大使命感，然方法不当不具程序正义。”
我们先看第一。
98组党的基础在哪里？在1997年末开始，以北京徐文立为中心，秦永敏、牟传珩等协助之全国多省市开展半年之久的“空中民主墙”和“广交友，不结社”活动。通过这类活动，如任畹町说，才把79-89“被打散多年的人员”重新组织了起来，为后来的全国组党打下了基础，也为1998年6月海外波士顿紧急会议后，以王希哲、王炳章、庄彦为主的民主党海外筹委会积极策动国内各省市组党以策应浙江，提供了组织储备的前提。有如当年的各早期“同盟会”活动为国民党成立提供了基础，各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活动为共产党成立提供了基础一样。徐文立等，才真正是今天中国民主党的奠基人，虽然徐文立自己从未强调过这一点。
反观王有才为中国民主党的奠基和组织，做过什么呢？他除了受浙江组党志士们（他们又是受王炳章闯关号召组党激励）之托，与王东海等出面喊叫了一声“组党”外，还做过更多的贡献吗？没有了！北京、天津、东北、山东、山西、湖北、湖南、陕西、广东、广西、上海、重庆……哪个省市的民主党成立，是王有才策划组织的？一个没有！
即便浙江本身，主要组织者也是祝正明、吴玉龙、朱虞夫等，而王有才，正是犯今天这个“个人意见凌驾于集体之上”的老毛病，被浙江筹委会排除出核心领导集团，王策找到他时，已是赋闲在家的了。
我们不否定，王有才出面喊一声，也是要有勇气和担当的，也付出了牺牲的。但他不是什么中国民主党的“创始人”和“基层组织者”。除了喊一声，他什么也没有做过，这才是事实。有人喜欢给他这个光环，他自己也乐意接受这个光环，其目的，不过是企图将自己等同民主党，以获得他和某些人谋利的本钱罢了。
我们知道，98年组党运动开始，任畹町先生便与徐文立有不和，长久攻击过徐文立（徐文立一声不吭）。但今天，任先生跳出过去狭隘的私人成见，站在公心的立场，说出了我们“可曾想到98组党的基础在于南秦北徐奋勇打拼半年集合了被打散多年的人员为预备？其开拓性贡献是大大的。”这样实事求是的话，希哲是十分欣慰的，值得推荐给大家。
我们再看第二。
任畹町说：
“98年底老徐擅自组建全国民主党一大筹备组的确是个非民主非规则非常识的不智之举，（他）有实质正义的大使命感，然方法不当不具程序正义。”
这也是说得对的。不因为与徐文立关系好转，便180度转弯，专说溢美的话；对是对，错还是错，这才是实事求是的高风亮节。任先生有这个原则，很好。
当年文立组党一出手，就“擅自组建全国民主党一大筹备组”，希哲也认为是错误的。当时就反复对徐提出了批评。任畹町重提文立当年这个错误，现实教训意义在哪里？
其实，文立的这个错误，与今天王军涛为首的“纽约那些朋友”所犯错误，有非常接近的性质。
当年，文立错以为北京可以号令天下，便未能平等与浙江民主党筹委组织充分协商，片面起草公布了“组建全国民主党一大筹备组”文件，先就居高临下，强求他人接受，这当然引起了浙江方面的不服和不满，请希哲主持公道，窥伺在旁的任畹町见猎心喜，乘机发难，攻击徐外，在北京搞第二个民主党（国内地方出现两个民主党组织，只有北京一处）。文立好在从善如流，不再坚持，事实改正了错误。但这个错误，也为民主党后来的北京派、浙江派的形成，造成了后遗。何德普、王荣清、陈树庆后，才大体修复。
今天，王军涛为首的“纽约那些朋友”也错以为纽约可以号令天下，未能平等与1998年第一天起，组织民主党海外筹委坚持至今的海内外联总组织充分协商，片面起草文件和组织“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预备组”，先就居高临下，强迫他人接受和解散，仗着几个“精英”，先秘密后公开压迫，甚至发出“最后通牒”。如此的蛮横专制，怎能不犯错误？
如果徐文立当初犯过错误，还因为他毕竟是民主党先期组织的奠基人，今日“忽然民主党”的“纽约那些朋友”，何德何能？为民主党做过什么历史贡献？他们错误而遭抵制之后，却不改错误，坚持错误，一意孤行。联总岿然不动之外，也不妨学春秋郑庄公问上一句：“多行不义，将何如？”
下面我们附上任畹町先生的文章。
2009年11月28日
xz779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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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徐文立？
兼评李劼以“告别帝王权术”为骗术，以“重启中国民主政治为”旗号，以“海外民运人文透视”为污损“的假学术
任畹町
在国内98组党期间我们对老徐性格、行事、方法、思考上的个体差异错看为阴暗、奸雄、投机的人品道德谴责，将使命感责任感的英雄人格看为领袖欲，（我自己这方面也被人歪曲）将民运自由多元的本性看为分裂行为，（当然，尽量不分离。）这些是十分不当的错误的。我们应该尽力为老徐挽回那些不真实的不良影响。
民主墙一代的几个主要人员中没有也不可能是奸特，由于这类人被紧盯，身边难有可靠人员，有时候需要自己扮演不同角色直接进入各个领域掌握全局，是事业的需要，是可以考察鉴定的。相信对老徐的污蔑性说法会被自行纠正的。
多年来民运有旗帜而无主帅，有众多名人而无领袖集体是我们的最大悲哀和失利。30年风雨考验我们不能再没有头子了。此次纽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统一”陷阱使真民主党稳定坚强团结凝聚，老徐也得到众人的认同和历炼，这次进一步重组了班子令人喜悦。将来的各种陷阱还会有，日常还要考验在座的各位。
这里不能回避一个历史纠纷及恩怨。
98组党的前期准备从何而来？怎样理解老徐的突然组党？
当我们指责老徐“不结社，缓组党”之后突然在98年11月6 日宣布组建全国民主党一大筹备组是一种投机摘桃时可曾允许他对组党进程的个人设计？可曾允许他的思想转弯？可曾想到98组党的基础在于南秦北徐奋勇打拼半年集合了被打散多年的人员为预备？其开拓性贡献是大大的。况且，这并没有违背他“缓组党”的设计。也只有民主墙一代才有此使命、经验、魄力、意志担当此任。王有才应该感谢徐、秦、牟“广交友不结社”的奠基方有98组党的声威及全局性进展，还有王炳章闯关的促发因素等等。这点是我们过去有意无意忽视的重要方面。
这不比88-89 年我身边无人都在牢中，只我独立向媒体发文发起“纪念民主墙10周年呼救民主派”，后在北岛、芒克、克平等人的呼应下形成国内运动和国际性风潮，带动了国内知识界的自由气息，历时4 个月。这就是方励之等4 批次呼吁赦免魏及民主墙人的舆论基础和背景。
这证实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史实和定规，“铁窗民运”“民间民主派”是我国自由民主进程的“中军主力、原动机制、主角角色、贡献主体”四要素，此为我的老生常谈了。就是说我们可以独自领军，成为某个事件及运动的主帅，只是赵紫阳当政没有抓我。作为民主墙一代我很自豪这一事件的经验积累拿出来各位共享，也论驳了民运都是平常人平常心是每个人的事不需要头子的谬论。
98年底老徐擅自组建全国民主党一大筹备组的确是个非民主非规则非常识的不智之举，有实质正义的大使命感，然方法不当不具程序正义。同时，我们考虑到老徐等经营多月的“广交友不结社缓组党”已经被组党风潮边缘后的急于求成心态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谅解了，为什么一定要定义为阴谋、专权、投机呢！同道们应该从积极方面观察民运将帅们，允许犯错误，同时，应该相信在高贵事业的大熔炉里，他们有纠正失误，净化心灵和修炼品德的能力和自觉。我们近在咫尺但有隔阂是我的不是，那时，老徐做事时很民主协商通知各方的。民运天各一方相知甚少远不如有根据地的中共中央。
此次纽约冒升“民主党全委”人们不能不承认其设想是正确方向但程序方法诡异不当，同本土98组党的背景条件差异极大，不可相提并论。特别重要的是什么人哪些人在主事？这进一步证明了头子的重要。老徐虽然擅组“民主党全委一大筹备组”，但被当局制裁后续有人持续至今，而纽约海外冒升的“民主党全委”及其效果算什么！当我们指出风云诡谲的纽约事件时绝不否认一些参与者的真诚和善意。
同历次民运整合史相伴的分裂史不同，这次被发难的民主党联总以“照会”的形式绅士而平和地结束了这场发难，损失减低到最小。尽管这样，据说是复旦博士生的李劼仍旧以“帝王权术”“重启民主政治”“人文透视”的假学术名词履行了他的某种任务，李的这支烂笔早就在纽约风波这儿预备好的，迟早是要露馅的。
请看，2009年11月16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称：不得不遗憾地向纽约人员发出最后照会：如果你们坚持自己的片面意志，完全否决《关于成立中国民主党协调委员会的协议草案》，这次关于中国民主党“整合”的讨论，就此中止，暂时结束。各自去抓紧作本来要作很忙的工作，不必因纠缠发生任何的不愉快。待条件合适时，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自会再次提出。朋友们，让我们为中国民主党的发展、强大继续努力。
这一“照会”是历次民运整合史前所未见的，是民运更为成熟避免恶斗的标记。这哪里有“脑子里马上就跳出阶级斗争的信号。黑白分明，你死我活，阶级斗争，”的中伤！？李文对民运满篇造污首先讽刺“照会”的应用。 何谓照会？查网络云：
照会作为公文名称，始于明代。照会有会同照阅之意。除有交涉的含义外，还有谈判、磋商、商谈、交往、关连从外交史来看，在一个时期内两国之间的交涉主要采用照会。照会的应用范例十分广泛。辞典里关于〔照会〕的解释有：
如银行对支票持有者会给建议，先" 照会" 对方的信用状况。
通知、知会。儒林外史˙第十九回：匡超人递个眼色与他，那童生是照会定了的，使不归号，悄悄站在黑影里。
核对审察。宋史˙卷九十三˙河渠志三：访闻先朝水官孙民先，元佑六年水官贾种民各有河议，乞取索照会。
执照、凭证。恨海·第七回：你这里有甚么贵重东西？要到那里去？你说了，兵头给你照会，送你出境。
察照知会。指外交部对外国使节，或是各省长官对外国领事所递交的一种外交文书。亦即一国政府将彼此相关的某一事件的意见通知另一国政府。亦称为通牒﹑外交照会。
现代照会一般用于国家领导人、外交部长、使馆馆长等高级领导人和高级外交官的通信来往。常常是具有争议，抗议，警告的问题。
民主党联总的负责人徐文立以“照会”行文表明了争议的严肃性及全局的事业感，也是一个聪明的幽默，将来还可以如法炮制。民运将帅们对中华民族自由民主前途的忠诚和设计是一个冒充“独知”的小文人小喽喽所无力体认的！
因此，我一再说，当代货真价实的“独知”无一不出在“铁窗民运”里！还有如高智晟、郭飞雄律师，郭泉教授……是也。非铁窗人员对民运事业和铁窗志士的痞文在民运伦理道德的面前必然现出丑陋的原形。
李文是90年代“中国哪里有民主主义者？”“民运全是红卫兵”滥调的再版。
李文“乃至在美国读了博士的民运学子都深受毛式斗争哲学的毒害。”连如此爱抹稀泥的王军涛也不放过。毛泽东不过是他们污蔑民运的一个道具而已！
李文将民运的英雄人格，将民运的仿效先贤，将民运的学理才智，将民运的道义传统烂比为“毛泽东帝王心态”，讥刺为“伟人幻觉，陈独秀再世幻觉，曼德拉中国版幻觉，未来中国开国总统幻觉。”可见，李文“告别帝王权术”“重启中国民主政治”的极端虚伪及对铁窗民运志士的仇视。
多年的历程看老徐多是慢一拍，别人做人权民主时，他停留于“四五运动”，别人在宣言变革时他求“变法”，别人在做全国民刊时他自家做“学习通讯”，别人在组党时他“缓结社”，来到海外时仍在犹豫捡起民主党，这一切无法定论为错误。当然，老徐还是步步跟上来了，坐牢了，而且，善于守成和经营。
民运需要老徐这样打后卫的主帅。
民运是一门事业，一门职业，一门艺术，一门专业，一门乐趣，一门江湖。
希望我们应牢记“旗帜、组织、领袖三要素”，多做多思，密切联系，大家努力，减轻老徐的事务使他抓大事，抓外交，将民主党循序渐进起来。
我以为，联总（海外）的牌子既不真实，也属偏狭，民主党的总部应在海外，犹如中共在延安从未标注“中共中央（延安）”，似应去掉（海外）二字。
畹町
（已发希哲他要加按语。可广发、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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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洪來讚美中共「香港模式」就是投共，少來再裝！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2/04/wangyoucai-httpww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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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纪念中国民主党建党十周年、欢迎查建国先生即将出狱（2008年6月24日）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0/07/blog-post_71.html
徐文立协助领导1979年《星星美展》“十一”成功游行，左王克平、左中徐文立、中马德升、右杨靖（美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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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容吕洪来信口雌黄
——纪念中国民主党建党十周年、欢迎查建国先生即将出狱
徐文立
（2008年6月24日）
十年了。
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筹备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达到高潮的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在风雨中前行，她的主要领导人经受住了中共炼狱的考验，这个在中国大陆生发出来的负责任的反对党虽然依然弱小，但却更加成熟、更加理性，也必定更加意气风发。因为，中国民主党人明白，中国民主党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一，立足国内；二，公心至上、服务大众；三，侧重服务于农工商大众和中产阶级。
她的领导人之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执行主席——查建国先生，以“我，就是中国民主党人”的骄傲，入狱九年，将于6月28日光荣出狱。
为了中国民主党的健康发展，有关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1998年11月9日正式成立“是断送了党的事业？还是因此而让中国民主党真正成为了一个正式的政治反对党？”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有必要明辨。
特别是，1998年11月10日公然背叛自己参与建党的承诺、之后公开污蔑1998年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沉寂了近十年之久的吕洪来，去年以来，异常的活跃，他不断地利用一些人的私心和无知，挑拨离间、拉帮结伙，诋毁中国民主党的建党事业，以达到他为他的主子，在实际上否认中国民主党已经成为真正的政治反对党的客观事实的险恶用心。为此，我有必要正面回应吕洪来的挑衅。同时，也请朋友们看清吕洪来对中共政权的小骂大帮忙的真实面目。
吕洪来于2008年5月18日以耸人听闻的手法，在网上多处发文说，他终于发现了中国民运的一个10年未解的重大谜团——即徐文立不可告人的、卑鄙的目的：“实质性的建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组党运动中，走到全国朋友的前面去，就是要在全国第一个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在事实上、在历史上成为中国民主党的真正创始人，成为中国民主党事实上的领袖！”
“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先生突然向全世界宣布：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并且自任主席，查建国、高洪明、吕洪来为副主席、刘世尊为秘书长。这么突然的一个转变和决定，让全国的朋友感到惊讶！也震惊了中共当局！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将全国民运朋友的进行的筹组民主党运动，变成了实质性的建党！这一重大性质上的转变，事实上是在向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者进行政治摊牌！是在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在迫使中共当权者必须在认可与镇压之间做出选择！我们这么弱小的民运力量，既没有经济基础、又没有政治基础、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把握、有什么必要非得要匆忙的、在不适宜的时候与中共在政治上摊牌？！又凭什么去盲目挑战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稍有政治常识的朋友，都会清醒的认识到这是个荒唐透顶的政治决策、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促使中共最高当局不能再对国内组党运动采取拖延、敷衍，模棱两可的态度。一直对国内组党运动举棋不定的中共最高统治集团，最终做出了全面镇压国内组党运动的政治决策。从而导致了1998年全国组党运动的失败，全国先后有近50名组党骨干被捕入狱，许多朋友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累计刑期近250年。至今许多当年的组党骨干仍在狱中服刑。
不仅如此，中国民主党京津地区党部的成立，还导致了当时全国范围的政治反对派运动的流产，导致武汉秦永敏先生坚持了300余期的《人权观察》的停刊，导致天津吕洪来主办的《笔谈》的被迫停刊，导致1998年中国民运小阳春的结束。（引自王有才网站——http://www.ccdtr.org/index.php?q=%E5%90%95%E6%B4%AA%E6%9D%A5&module=search
吕洪来【还原中国民运的一个重大谜团】 Sun, 18 五月 2008 11:27:46”
吕洪来这种谬论早已有之，即是所谓的徐文立“下山摘桃论”的变种。
一，姑且不论：
1）1978－1981年，徐文立参与组织和领导民主墙运动；
2）1978－1980年，徐文立主编《四五论坛》；
3）1980年11月15日，徐文立发表中国社会全面改革“二十条”；
4）1978－1980年，徐文立组织和领导营救任畹町、魏京生、刘青等一切政治犯的民主讨论会和民意测验，组织和领导公布魏京生法庭审判的记录；
5）1979年10月1日，徐文立协助领导在北京举行的“星星美展”大游行；
6）1980年春节期间，徐文立事先、事后与闻秦永敏、傅申奇、杨晓蕾、刘二安有关建立“中国民主党”的武汉会议，并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7）1980年6月10－12日，徐文立组织召开有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刘二安参与的讨论建立反对党的北京甘家口会议；
8）1980年之后，徐文立与王希哲、孙维邦、徐水良等人继续主编民办刊物《学习通讯》；
9）1980－1981年，徐文立为恢复齐白石先生的世界名人的地位、为郭罗基先生鸣不平，在香港杂志上撰写系列文章。
因此，徐文立被判了“民主墙时期”最重的徒刑：15年徒刑、4年政治剥权。
1993年5月26日，中共政府被迫将徐文立假释出狱。
二，姑且不论：
1）1997年11月29日，徐文立正式对外宣布：“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的政治纲领，之前、之后以“广交友，不结社”和“广交友，缓结社”的策略，联络全国各地异议人士，为正式建立反对党做舆论、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2）1997－1998年，徐文立和秦永敏等全国各地异议人士不断敦促中共政府加入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1997年12月20日，徐文立和秦永敏、王希哲、卢四清发表《告工人同胞书》；1998年1月9日，徐文立就建立独立工会公开发表谈话；
3）1997年底起，徐文立和秦永敏及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创立“空中民主墙”；
4）1998年2月4日，徐文立就西藏问题发表六点呼吁；
5）1998年3月，徐文立和秦永敏共同创建中国大陆第一个《中国人权观察》。
6）1998年4月21日，徐文立就《中国政治转型的民运对策与战略》公开发表谈话；
7）1998年初，秦永敏发动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准政党的联盟，公推徐文立为代表；
8）1998年5月26日当晚，徐文立和秦永敏决定，发动全国各地异议人士响应浙江同仁们的义举，共同创建中国民主党；
9）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与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何德普等人经过长期筹划，正式建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
所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1998)一中刑初字第2769号判决，写道：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文立刑满后，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九八年四月间，先后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与韩东方对谈录》及伙同秦永敏发表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中，大肆叫嚣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诬蔑‘人大选举是[黑箱]作业’，造谣全国总工会‘不是代表工人利益’，煽动成立‘独立工会’。宣称‘未来的那个宪政和现在已经有的宪法是两回事’，‘我（指徐文立）肯定是想通过搞政党政治的方式、改变选举制度的方式来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发挥自己的作用’。以上言论分别在境外刊物《中国之春》及其它媒体上发表，为颠覆国家政权做舆论准备。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文立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间，为成立‘中国民主党’，与境外敌对分子严家其相勾结，共同制定了《中国民主党章程》(临时)，并向境内外散发。该章程在总纲中确定‘中国民主党的首要目标是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建立第三共和]’。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九日，徐文立公告成立了‘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地区党部’，任‘党部主席’。在此期间，徐通过积极发展成员、举行宣誓仪式、进行组织分工、策划召开所谓的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等活动，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
为此，徐文立在 1998年“中国民主党组党案” 第一轮判决中，再次被判了最重的徒刑13年、秦永敏12年、王有才11年。
2002年12月24日圣诞夜，中共政府被迫将徐文立流放美国。
事实胜于雄辩。这样的徐文立，是如吕洪来等人所妖魔化的“下山摘桃”者吗？！或者妖魔化得了的吗？！
更重要的是，问题的大是大非在于，中国共产党果真如吕洪来等人（包括王有才）所歌颂、或企盼的那么心慈手软、优柔寡断吗？
请看：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明白无误地、血淋淋地宣称：
“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或者打着什么别的旗号搞组党的政治图谋，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最终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的这种政治野心，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风吹草动，必须立即制止在萌芽状态，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如果让他们搞起来，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摘自《江泽民文选》第二卷，572页。）
江泽民明白无误的、血淋淋的宣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
在以搞组织起家的中国共产党那里、中国共产党头头那里，在对付中国民主党的建党活动，不可能有一点点的“拖延、敷衍，模棱两可”！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一党专制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镇压，与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建立、或不正式建立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面对武装到牙齿的中共政权，中国民主运动真正的组织起来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为了结束中共政权的一党专制，只有在条件基本具备的情况下，背水一战，以不怕牺牲的勇气去冲击党禁，才有可能成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论是1998年6月25日，浙江中国民主党人申请筹建中国民主党，还是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建立，他们的勇气和果敢都是名垂千古的。中国民主党1998年虽被镇压，她的中坚力量甚至付出了岁月和生命的代价，但是她却顽强地存在了，中国民主党不论在国内、海外，都已经成为了中共政府消灭不了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中坚力量，这正是中共政权所最不愿意看到和惧怕的事实。
所以，他们要“枪打出头鸟”、“擒敌先擒王”；与此同时，中共政权又在海外利用西方自由的政治环境，策划和制造出了“四至五个假民主党”，几乎一律都冠以“中国民主党”的称谓；有一个即便不冠“中国民主党”的称谓，在他们申请“假政治庇护”时，也填写“中国民主党”的称谓。这些，中共政权在海外策划和制造的 “四、五个假民主党”，表面上也会争风吃醋，内里却成犄角之势，相互配合；即便一个败露了，还有另外的补上。他们一方面败坏中国民主党的声誉；另一方面，伺机取而代之。其中，最为嚣张的“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的所谓主席王军就扬言：说不定哪一天，是我们把徐文立开除出中国民主党。（宋书元甚至在一次「圆桌会议」上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也搞民主党，就是要「搞死徐文立！」——徐文立注）
这就是吕洪来集中火力攻击我徐文立的全部的政治目的，这决不是正常的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也不是关于建党历史的负责任的研究和总结。
所以，我们说，吕洪来之流并非不知道、并非不懂中共头目——江泽民明白无误的、血淋淋的宣称。
吕洪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当然，有些朋友由于政治经验不足、或不了解历史的真情，没看透这一点，也跟着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则完全是可以谅解的。
吕洪来声讨我徐文立的文章中对中共政府的含情脉脉，恰恰暴露了他与中共政权的微妙关系；同时，他也是为了掩盖他在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建立的关键时刻，一段见不得人的丑恶历史。
原本，念及吕洪来1998年还是一个中青年人，也念及1979年他在天津民主墙期间起过一些好的作用，不准备把他这个丑行公之于众。但是，吕洪来目前的信口雌黄，挑拨离间，让一些不了解那一段历史真情的同仁产生了种种误解，已经危及到中国民主党作为一个整体，能不能健康地进步和发展，那只好将吕洪来的这段丑行，公之于众了。
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之前，我和查建国成功地避开了北京市公安局日夜的监视，三次去了天津，完成了天津的组党部署。考虑到吕洪来早年参加过1979年天津的民主墙运动，只要他同意，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天津部分将由他出面组织，并把党的刊物、即《笔谈》也暂放天津，也由吕洪来主办；所以，我和查建国赴天津时，两次特别约见了吕洪来；吕洪来当时表示全力以赴、不怕牺牲，坚决支持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的正式成立，同意天津部分由他公开出面组织。但是，他提出了一个要求，即帮助他安排一个谋生的行当；我们不但立即做出了妥当的安排、解决了他的生计，还妥当地安排了党的刊物的编辑、印刷、出版的事宜。为了他的安全，明确无误地约好了一旦确定召开建党会议，如何秘密通知他与会的特殊方法。
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建立那一天的清晨，我们用和吕洪来事先约定好的特殊方法，用公用电话秘密地通知了他立即赴京与会。
然而，他迟到了两个小时；他从天津赶来，迟到了，是完全可以谅解的。
可是，就在他迟到了两个小时的期间，日夜守候在我家门口的警察们已经感觉到似乎有什么异动，因为当天中午，陆陆续续地有几十个生面孔进了我家所在的大院，于是，警察采取了封门的措施，凡是生面孔再进这个大院，就带走盘查，吕洪来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警察带走的。
未成想，第二天，即1998年11月10日，吕洪来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公开宣布民主党组党运动破坏了中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否认他参加中国民主党的事实，并嘲讽建党会议上与会者选举他为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副主席的选举结果。之后，我立即与吕洪来通了电话，电话中得知，这已是吕洪来自己的本意，我便写了一篇严词斥责他的文章。之后不久，我就被逮捕了。
严重的是在我被捕之后，我夫人记述道：
“11月30日，文立被捕，警察抄家，持续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没多一会儿，吕洪来就来了电话。我说，现在，院子里还有很多警察，我的电话也被监听。他说，没关系，我不怕。
第二天，吕洪来又来电话，问有什么进一步消息，问我听广播了吗？吕洪来说，XXX他们发了声明，不只四个人，还有XXX，还有XX的不少人，是啊，我们就是不呼吁营救徐文立、秦永敏。当然，你放心，现在会依法办事的，比20年前强多了，20年前什么没说，劳教我三年，现在一定是依法治国的，就是81年全国大搜捕，也只是有限度地打击了几个为首的，你看这次，多数民主党人并没有被抓。
吕洪来还说：我说什么来着，完了吧，踏实了吧，整个没戏了吧，我当初就不同意组党，老徐不听，怎么样，出事了吧，……。
我答道：‘吕洪来，你明明知道我的电话被窃听，现在是故意在这里向公安局讨好卖乖吧。你是不是以为说一百遍，公安局就相信你这套话了？文立现在人在里面，你这么讲不太合适吧，而且你跟我说这些，我也不是搞政治的。”
吕洪来说：‘你还不是搞政治的啊。’
显然，吕洪来甚至想把我也往监狱里推。
我答道：‘吕洪来，你说什么呢？你以为，你言而无信，出尔反尔，就能讨好公安局了？当初，我亲眼看见，你拍着胸脯对徐文立说：没问题，我坚决同意组党，太棒了。你还说：到时，我随叫随到。为了万无一失，你还告诉了你亲戚的电话，按照你给的电话，通知了你……，你现在凭什么在电话里如此诋毁徐文立，自己害怕了没关系，但是不能这样公开无耻！’
吕洪来说：‘我就是不知道，说到哪儿，我也不知道。现在，全国救援，我也在搞，你要这样，我可不管了。’
我答道：‘你爱管不管，你真无耻！’
——贺信彤记于1998年12月初”
吕洪来既然是这样一个公开的背叛者，那为什么2007年他要在6月4日之前，今年2008年他又要在四川大震灾之后的第5天，不惜以被人讥讽为“炸网”的急迫，迫不及待地配合海外的“假政庇－中国民主党”们及某种势力集中火力三面夹攻我徐文立呢？
一， 那是因为2007年6月4－5日在海外，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要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中国民主党的历史、中国的近现代史，可能注定要记住这个历史时刻和历史事件。
2007年6月4－5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为了保存住中国民主党这个1998年诞生在中国大陆的公开、理性、和平、负责任的政治反对党的火种，为了海内外的中国民主党人和异议人士和他们的家属能在同一个会议平台上发声，表明他们的存在和顽强。为此，经过一年多反复酝酿、讨论了新的党章、《第三共和》的政治纲领、新的领导班子，并经选举产生了新的领导班子。来自海外14个国家和地区的党部，以及来自于国内28个省市的中国民主党人和异议人士，以及他们的家属通过书面发言和电话同步发言，在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美国罗德岛州典雅的“希望俱乐部”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受到了以南希·普洛西美国众议院议长为首的各国政要和各国朋友们的赞誉和肯定，受到了台湾民主基金会杨黄美幸副执行长的赞誉和肯定，受到刘国凯为主席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等兄弟政党和政治组织的赞誉和肯定，特别受到了来自于中国大陆各省市的中国民主党各个党的组织和异议人士以及家属们的赞誉和肯定。这次大会庄严而肃穆，在会场的大厅举办了“六四血案图片展”。大会不设主席台，但在主席台的位置上崇敬地摆放了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国等几十位系狱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和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的照片。大会决定，向七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和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的家属颁发了每人500美元的奖金，两位优秀的中国民主党党员250美元的奖金，授予中国大陆东西南北各地区39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称号和奖牌。
正式会议之前，在徐文立家中以打地铺、吃大锅饭的方式，本着先立规则，后开会的原则，召开了三天的预备会议和之后的二天正式会议，使得整个会议紧张而有序。正式会议的最后一天，除了进行有序的民主选举之外，全体与会的党员代表，本着坦率、礼貌、有序的原则，进行了自由发言。新任的领导班子诚恳、虚心地听取了他们的批评和建议。
正式会议期间，完全向海内外媒体开放，仅仅中国官方的媒体就先后派了他们驻美国的三位首席记者与会。据说，这是过去海外民运会议从来没有过的。《人民日报》和《文汇报》驻联合国的首席记者分别专访了会议的组织者徐文立，《文汇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参加了大会的记者招待会和鸡尾酒会，会下自由地采访了很多与会者。令人遗憾的是，这位《文汇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却利用这次机会，想以釜底抽薪的办法，企图置徐文立于失去工作、同时瘫痪中国民主党在海外工作的死地，手段之阴险和狠毒，可见一斑。所幸，这种阴谋，在美国这种自由的国度，它难以得逞。
与此相反，美国媒体以《新中国的希望“Hope for a new China” 》，在头版头条的位置，高度地评价了这次会议，表达了他们的肯定。
中共当局和某种势力却在这一点上找到了共同点，他们不能让中国民主党成为未来中国的希望。
二， 那是因为中共当局发现，中国民主党在海外保住了火种，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与中国民运的其他组织，开始结束以往海外民运四分五裂的状况，一些健康的中国海外民运力量建立起了“中国海外民运协调会”，并于今年初成功地联合组团赴台湾观选和参观访问，并有进一步联合共事的大好趋向。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民主党大批领导人相继出狱，现在，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也日趋公开和活跃，各地中国民主党组织，特别是“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已经成功地更名为“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中国民主党建党运动在中国大陆非但没有失败，而且日益壮大成为了真正的、负责任的反对党了，自然他们要用“中国民主党建党失败论”，同时，用败坏目前做实事的头面人物的手法，从所谓内部把中国民主党搞乱、搞臭。
可是，这是徒劳的。
2006年12月5日与中国民主党组织素味平生的北京著名的时政评论员王光泽先生，在他的《梦想中国——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文中预言：1998年在中国大陆创建的中国民主党历经17年的努力，2015年终于在中国大陆获得了合法地位，之后又用了5年的成长，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党，2020年取得了在中国的执政地位。
自然我们只能把王光泽先生的话作为一种政治预言来憧憬，但联系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中国民主党的残酷镇压及近年来冒牌的中国民主党组织纷至踏来、当年反对1998年组党运动的一些人现在却对中国民主党趋之若骛，当年先积极赞同、后又公然背叛者、沉寂近十年的吕洪来突然“现身”，大肆攻击组党，种种趋向至少表明：1998年创立于中国大陆的中国民主党将成为中国实现和平民主转型的、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政党是有可能的。
那是因为，1998年6月25日由浙江民主党人筹备成立、1998年11月9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正式成立达到高潮的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有以下五大特点：
1. 中国民主党1998年创建于中国大陆，而不是海外。但，1998年初，王炳章先生秘密闯关成功，对于推动中国民主党的建立，功彪青史。之后，王希哲、傅申奇诸公配合国内中国民主党的建立所付出的心力，和在海外建立中国民主党各地区组织的努力，功彪青史。
2.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和京津党部组织1998年所颁布的党章或临时党章、公告、特别是2000年1月1日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所发布的《中国民主党迎接新世纪宣言》，都表明中国民主党是有坚实的民主理念为基础的、是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政党组织。
3. 中国民主党1998年的创建人是一个大的群体，她的主要成员来源于1978年的中国民主墙运动和1989年的民主运动；她的绝大多数领导人是经过选举产生的；她的40多位领导人都经历了中共炼狱的考验；至今尚有20多位领导人仍在狱中受刑。
4. 中国民主党1998年建党运动先后发生于中国大陆的28个省市、自治区，因而她具有了全国性的规模。
5. 中国民主党自1998年创建的第一天起，就受到了美国和各国政府、联合国人权会议以及世界舆论的高度关注，1999年度在王希哲先生和王炳章先生的领导、廖燃先生协助下让中国民主党人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作为一个集体成功地入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因而她具有了一定的世界范围的影响。
2002年12月24日，我被流放美国之后的第二天，受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四主席之一王希哲先生的郑重委托，经过二年的筹备和网上会议，经过海外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民主党各党部和党员所参与的“三读二议一决”，于2004年12月3日成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流亡总部”，以及2007年的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及中国民主党在各地区的党员公开和半公开地存在和活动，充分说明了中国民主党已经是中共政权消灭不了，不得不面对的政党实体。至少说明，所谓1998年中国民主党的组党运动是失败的，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中国民主党如同一切新生事物一样，会有挫折；但，以失败论来消磨中国民主党人的意志的别有用心，是不会得逞的。
中国民主党海内外的架构已在，组织尚存，时机一到，何愁千军万马！
甚为好笑的是，最近吕洪来又玩了一把、以排斥和孤立我徐文立为隐蔽目的的签名运动，特别请了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来领衔签名营救秦永敏。
谁营救秦永敏，都没有错，都应感谢。
可是，人们并没有忘记1998年的时候，正是这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在海外为了私人的政治目标，置大局于不顾，公开反对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大陆的组党运动，并特别强调决不帮助徐文立、秦永敏，以及徐文立的朋友，决不营救入狱的徐文立、秦永敏；对此，他们至今没有公开承认错误和致歉；这次，在吕洪来操盘下，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包括因某种原因暂已隐身的那一位又摇身一变，居然成了营救秦永敏的领衔主演，你说搞笑不搞笑？
那是因为这二位民运中所谓的大人物本能地相信歹人。所以，我奉劝这二位老朋友，同时也奉劝中共当局，吕洪来这等厮，不用也罢。
附件1－5：
附件一：【王希哲按语】
附件二：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附件三：给徐文立妻子贺信彤的信
附四：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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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王希哲按语】
王希哲先生反复指出：“我坚持认为，在国内高压，事实无法合程序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幼芽的民主党只有两条路：一条消极主义，事实让民主党自然消亡，一条，部分中坚骨干分子站出来先拉起山头（如查建国），成为中流砥柱不畏牺牲坚持到明天。”
——摘自《徐文立：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王希哲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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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有关陆光武事件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有关陆光武事件
以及中国民主党建党历史的一些说明
徐文立
（2006年1月17日）
……
1949年以前在中国建立民主政党的努力已经进行了五、六十年的历史。
1949年之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建立民主政党的努力也从来没有中断过。为此，许多仁人志士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却至今人们不知道在中国大陆牺牲者的英名。他们的英名可能完整地保存在中共的罪恶的档案之中。因此，当今在中国大陆任何建立民主政党，而为此努力的人们，均是继承者而不是首创者。
在中国自由、民主、人权的事业中，我们这些后生充其量只是民主之子。
有关建立当今“中国民主党”的努力，应该追溯到1980年春节的“武汉会议”，与会者有秦永敏、傅申奇和两位尚在中国大陆的国内人士。当时，他们准备成立的政治反对党，就称为“中国民主党”。与闻者有我徐文立。
1981年6月10日至12日徐文立、王希哲、孙维邦和另一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参加的“甘家口会议”就是为了建立政治反对党，虽然它的名称不叫“中国民主党”。我为此原因和其他的原因，如联络全国异议人士、主办《四五论坛》和《学习通讯》、营救“民主墙”三位著名异议人士、在北京成功地组织、领导了中共三十周年大庆之日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企图组织《中华民主统一促进会》、在香港著文为齐白石、郭罗基鸣不平……，而成为“民主墙”时期判刑最重的人——15年徒刑，4年剥权。
然而，对“甘家口会议”事先并不知情的王希哲、孙维邦还有那位目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为此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摧残，其中尤以王希哲先生为重，被判刑14年。事后，王希哲、孙维邦还有那位目前尚在中国大陆的同仁却宽容我防奸不力的严重错误，从未对我有过半句的抱怨和责备，更令我自责和羞愧。
1993年5月26日我被假释，第一次出狱。
1993年5月26日至1998年6月26日，鉴于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我主张以“广交友，不结社”；再到“广交友，缓结社”为掩护，为建立政治反对党作思想上和组织上准备。“社”，就是“党”；“缓结”，就是一定要“结”。这是极其明了的。有些人可能读不懂，有些人可能故意读不懂，但是中国共产党高度警惕，使得我出狱之后的日子，几乎天天处于中共警察的包围之中，不得不与他们捉迷藏，尽力摆脱他们的监控。
1997年11月29日我接受《路透社》记者艾伯乐采访之后发表的纪要，以及1998年1月9日与在香港的韩东方的电话对谈，1998年4月21日接受旅法记者安琪在美国的越洋专访，都是为了提出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政治纲领：“结束一党专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权自由，重塑宪政民主”和一系列的政治策略，供各地朋友参考。
中国政治反对派，这个“派”实质上就是“党”；这个“派”与“党”，只是一寸之遥。可能，有时我在政治上某种提法上的改变，使得有些朋友觉得有些突然。我想，是凡对中国大陆红色恐怖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不难理解，在中国大陆进行政治活动，在一些带有实质性的政治行动出台之前，都一定会放些烟雾弹，一定会“守口如瓶”。所以，一旦提法上有所改变，难免使得一些观察不细的朋友会觉有些突然，包括原来长期在海外生活的政治经验丰富的王炳章先生，这是完全正常的，并不奇怪的。然而，对此故作文章的人，那只有另当别论了。
其实，我从1978年12月16日撰写《四五论坛》的发刊词：“中国，除台湾省外，现在还没有一张非官方报纸。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这就是《四五论坛》发刊和存在的理论基础”之后，王希哲、孙维邦、秦永敏诸同仁在广州、青岛、武汉等地建立《四五论坛》分社；到1997年底至1998年初与秦永敏等全国同仁们建立“中国政治反对派”；再到1998年11月9日与查建国、高洪明、刘世遵、何德普正式成立“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并与秦永敏等各地同仁建立“中国民主党各地区党部”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看得比有些人清楚，使得我再次成为1998年“中国民主党案”被判刑最重的一个，我再次被判13年徒刑，3年剥权。这其中，在中国大陆建立政治反对党是我的一切努力的核心，也是中国共产党一再重判我的根本原因。因为，中国共产党一贯最怕有组织的政治（包括宗教、民族、文化）的反对力量。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共同的政治默契，我才有可能和武汉秦永敏等各地朋友们有那样默契的配合，1997年底开始在中国大陆形成了一系列没有组织的组织：1997年12月20日促动建立独立自由工会的《告全国工人同胞书》；不间断的“空中民主墙”和半年近500期的《中国人权观察》和各地《中国人权观察》分站；由秦永敏1998年6月20日正式举起的“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旗帜和1998年9月21日成立的“徐文立办公室”；……。在此期间，我和秦永敏还有一些其他各地的同仁们不断地遭遇中共政府的抓捕、关押、跟踪、抄家……，同时承受着个别并不干实事的人的干扰和一两位颇有些政治影响力，但并不懂得政治策略的政治老人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下，横飞而来的无端斥责。
1998年6月25日，浙江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突然提出筹组“中国民主党”。当晚，我和秦永敏通了长时间电话，一方面觉得浙江的朋友步子走得过急了一点。同时商定，以大局为重，决不起新名，号召并身体力行统一在全国建立“中国民主党”地方组织，以形成全国的规模，造成国际的影响。以现在的结果看，这个预期目的达到了，以至于现在，“中国民主党”在有些人、甚至当年的反对者那里，都已经趋之若骛了。
1998年7月10－16日，王有才、王东海、林辉、朱虞夫、祝正明等人被中共政府扣压起来，我和浙江朋友、武汉秦永敏以及海内外的朋友们首次请律师朋友介入发起了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和“法律后援团”，以“7·10案”大营救，全国1998年7月16日19省市100位和1998年8月10日22省市138位政治反对派人士联署的抗议，使营救活动达到了高潮，王有才等人先后被释放。
与此同时，我考虑到北京毕竟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民主党创建之后，顺理成章的要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然应该在北京召开。而且，以我个人的政治经验和十几年来已有的全国性的人脉关系，在我并不知道浙江一些年轻朋友也已经在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为了避开中共政府有可能对筹备全国代表大会的阻挠，就只在北京等地小规模酝酿筹备全国代表大会事宜，并以突然的方式对外公布了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动议，此时浙江的一些青年朋友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秦永敏代表我再三同他们协商，未果。之后，一些人在某个开始不愿参与组党的人的怂恿下，也以突然的方式宣布了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委员会及名单，特别并未事先征求我的意见和同意，擅自作主将我列入筹委会名单。此时，我确有过一次不冷静地与浙江某人的电话通话，确说过几句过头话，至今我依然认为那是不恰当的，甚至是错误的。
现在检讨起来，在1998年下半年筹备召开中国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主要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极为险恶，沟通不足，造成一些误会，加之一些人的挑唆，使得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努力夭折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即便没有这些内部的误会，中共政府也一定不会让这次代表大会在中国大陆成功召开。
在我们一再协商、退让和妥协都不能够取得统一的情况之下，中共政府也实际上拒绝了透过“注册的方式”筹组中国民主党的努力。中国民主党北京、天津、湖北、辽宁、陕西、河北、河南等地的组党人士只好纷纷以“党部”的形式，以“宣告成立”的方式在各地正式建立了中国民主党党部。这不能不说是在中国民主党创建过程中的不得已的一大创举，同时也是一大遗憾。
由于现在并不是总结中国民主党创建历史的恰当时机，我就回顾到这里；我又即将为学生开课，所以没有时间再回应任何问题，请谅解。
至于今后，我已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的刘宾雁先生纪念追思会上表明心迹：
“宾雁生前又说过，他生活在一个自由主义气息浓郁的家庭，他最后以无党无派的自由之身离开了我们。做一个无党无派、懂得感恩和卑谦的人，是我努力的方向。”
至于今后，我也已一再对一些朋友表示过我的全部政治抱负：
“我本人的政治报负，在于和同仁们在中国建立一个造福于中国社会和中国百姓的符合时代要求的进步的政治制度，在当代就是宪政民主的共和政体。为此，我个人将不谋求任何公职。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我个人都不准备参加任何谋求公职的政治竞选和政治选举，但这完全不妨碍我认为选举和选举制度对于宪政民主是绝对必要的，也完全不妨碍我支持同仁们参加谋求公职的政治竞选和政治选举，特此声明。（2005年3月30日草拟）”
http://boxun.com/hero/2006/xuwl/23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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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给徐文立妻子贺信彤的信
尊敬的嫂夫人：
想不到，第一次给你提笔写信，竟是在这样的时候--文立兄被判重刑，再次入狱，举世震惊，国际哗然。我因为搬家，电话还没移过来，联系很不方便。但几天来，通过《美国之音》，整个审判的过程还是多少有了一些了解。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又是长夜难眠的等待，又是受不尽的白眼和傲慢……，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与十八年前不同，文立此番大智大勇，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壮举，以及他在法庭上的出色表现，包括他的政治主张，已通过你的转述，通过无线电波，传到了很多人那里。说实话，在我们这个资讯、信息高度垄断的国度，官方报刊能一反以往的沉默，公开报道徐文立和他的“罪行”，这对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来讲，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很难说。
起先听了审秦永敏、王有才的报道，不知为什么不见提文立，当时还以为是当局想试试外界反映而故意安排的，后来听了你转述的情况，才知道是文立在预审中就抱定了拒不承认的态度。这在我所知道的以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中，还是第一次。仅此便足以看出，文立所抱定的决心，正如你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通过这次审判，文立的真诚和献身精神，以及他罕见的人格、情操，正在而且已经赢得了人们广泛的尊敬。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审判实际上是一次失败的审判。被判有罪的不是徐文立，不是秦永敏、王有才，而是那套虚假的审判原则和法律制度。同时，审判还以试金石般的可靠检验，测出了当局签署和遵守两个国际人权公约的诚意及其对国际社会极不负责的态度。事实上，文立等人是在以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打一场漂亮的政治战。所以，从更宽泛的角度讲，这次审判究竟对谁有利，这恐怕是审判者事前未曾想到的。与许多朋友很看重国际舆论、两方政要的反映不同，我更看重的是这次审判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意义和价值震撼--这恐怕才是文立这次付出所得到的真正收获。它将超越那些表面的反响和评论，而长久地回荡在同志和朋友，以及那些陌生的普通人心中！
说起来，我与文立也就是一面之缘。萍水相逢，谁也不可能对谁有更深的了解和接触。但就是在那些短暂的接触中，文立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优秀品质和卓越才干（这些品质和才干，在我们未见面之前，已在朋友中流传），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之后，虽然经过漫长的十四年的阻隔，他重获自由，也居然没有忘记我这个普通的朋友。之后，在我们又恢复联系后，尽管他们一如既往地投身于他所选定的事业，但他从未要求过我参与什么，从不提要我就什么表态或签名之类，他这种处处为朋友着想，不让朋友为难，表现出他的包容和大度。对此，我只能表示惭愧和感激。虽然我从未在信中说过，但真正相知的朋友是往往能够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我从心中掂得出他的一片苦心。我为有他这样的朋友而自豪！
尊敬的嫂子，我知道你付出得太多、太多。你所承受的艰辛与磨难、痛苦和悲愁，是我们所无法想像的。十二年的铁窗阻隔，十二年的孤苦等待，好不容易夫妻团聚，却只有短短的五年，如今又被迫分离，被迫等待。你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作为女人，谁愿意自己的丈夫在刺丝中滚，在险滩上爬？但作为徐文立的妻子，我想，嫂子，你应该为拥有这样的丈夫而自豪。我常想起文立在给希哲的《春寒》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总有一天，我们中国人应该为一切曾受苦受难最为深重的中国政治犯的妻子和亲属树一座丰碑。”应该在这座碑上永远镌刻下她们的名字。因为，她们所承受的苦难，恰恰是最不引人注意，最容易被人忽略的。
因为天各一方，山路遥遥，不能为嫂子分担什么，心里十分惭愧和抱歉。我想如有机会见到文立，请转告一声：我们都很记挂他，也很爱戴他。此外，我们还想邀请你到我们这里度春节，希望你能来！放松一下，调理调理。
愿嫂子多多保重。我相信，13年的刑期只是个象征性的数字，文立重获自由的日子不会太远！
捎去我们对你、对文立的祝福！祈愿文立能够在狱中养好身体，迎接新的搏击！
就此打住。有空我会常来信。祝嫂子在新的一年里不会失望，开颜快乐！
（贵州）Y.G.
1998.12.25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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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公告
【《关注中国中心CCC》www.cdp1998.org 2007年6月10日消息】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于2007年6月4－5日在美国罗德岛州典雅的希望俱乐部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贵宾共50余人。联合总部（海外）新闻发言人表示，历经坎坷的中国民主党人迎来了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国民主党的成年礼，标志着组织起来的中国民主党人，正迈开大步，走向中国的第三共和。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茜·普洛茜女士给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发来了贺电，贺电全文如下：
尊敬的徐文立先生
并致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
尊敬的中国民主党代表与贵宾们：
谨祝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贵党将以领导争取中国的自由、民主与人权的斗争而广受赞扬。先驱人士公开反抗当前的专制政权，以争取全体民众应享之不可剥夺的自由，这样的行动往往能加快社会迈向自由的步伐。
你们可以确信，我作为美国众议院议长，将一如既往地把促进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作为头等重要的大事来对待。我们都希望中国人民有更美好的未来，在政治上、文化上、外交上、经济上、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务必继续努力，争取中国的变革。我们希望有一天，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将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再次感谢贵党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引导与献身。请接受我对贵党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成功召开的最美好的祝愿。
美国众议院议长
南茜·普洛茜
2007年6月4日
发来贺电贺信的还有流亡美国的中国诗人黄翔、北京王光泽、秦永敏的前妻李金芳女士、山西党部、黑龙江筹委会、香港党部、荷兰党部、韩国党部袁文瑞、（日本）亚洲和中国的民主化支持会会长牧野圣修、日本党部、法国党部刘伟民及全体同仁、陶文红和汪洋石等澳洲党部同仁、日本民主中国阵线主席赵南、亚洲和中国民主化支援会中国民联日本分部、中国社会民主党日本党部、韩国武振荣、香港司徒华、何俊仁、陈立民、国内徐高金、贺伟华、刘世遵、任畹町、廖双元、陈西、任诠、秦庆民、吕耿松、盐石、佐夫、相书、李运生、赵汗青、郑民生等等。
出席开幕式的贵宾有美国原参议员、现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学者的Lincoln Chafee、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的代表、美国其他官方和民间组织的代表、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北京之春》经理薛伟以及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主席热碧娅助理Alim Seytoff、支援中国网络总裁John Kusumi等等。
十多家新闻媒体的记者采访了开幕式，他们之中有美国NBC、英国卫报、美国帕崴登斯市各个报社、自由亚洲电台、大纪元时报、新唐人电视台、中国大陆文汇报等等。事后，有十几家美国主流媒体以不同形式广泛报导了这次大会。
“一大”会场布置得隆重、庄严。会场正前方是纪念“六四惨案”18周年图片展，只身挡坦克的“时代英雄”置放在醒目的中央。会议不设主席台，前台陈列着中国民主党“狱中群英”的照片和中国民主长征基金会会长谢中之先生专程从波士顿送来的花篮，会场里播放着18年前天安门广场响起过的激动人心的乐章。
9时正，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秘书长汪岷先生宣布大会开始，在会议中部就坐的“一大”正式代表有：徐文立、王希哲、郑钦华、孙维邦、汪岷、黄华、秦晋、胡尧、郑在勤、江弘锦、叶国忠、黄奔、万宝、鹿邑、楚天舒、陈晓、刘正、韦民、王尧、叶国忠、方能达、唐元隽、金秀红等。
与会者首先向“六四死难者”志哀，全场默哀一分钟，之后由副秘书长黄华代中国自由文化运动主席袁红冰先生作了“审判中共暴政‘‘六四’人类罪”的演讲。
大会特向“天安门母亲”群体致敬意。
再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召集人徐文立先生致开幕词。
徐文立先生的开幕词：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
我代表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热烈地欢迎各位来宾。
请允许我首先介绍我的同事、目前担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的美国前联邦参议员切菲先生；我也要特别介绍来自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杨黄美幸女士；还有我们“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的朋友们。
我们开会的这个城市被称为Providence市，英文Providence是‘天道’的意思。Providence市是罗德岛州的首府，当年罗德岛州的开创者罗杰·威廉姆斯先生由于不满麻省排斥异己的宗教政策，只身徒步来到这里，从此之后仅仅几百年，自由的阳光令罗德岛州繁荣昌盛。
我们的会场设在‘希望俱乐部’，‘希望俱乐部’这个名称对中国民主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更让我们感到希望无限。
天道·自由·希望将引领我们的会议。
‘希望俱乐部’的经理和员工为我们大会提供了周到的服务和方便，对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要感谢大会秘书组的成员们，你们辛苦了。大家是否注意到在讲台的对面坐着的这位年轻人，他正在负责为发言者做发言时间到时的提示。
正好我讲话的时限到了，谢谢大家！”
接着，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顾问王希哲先生宣布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向国内的优秀中国民主党人颁发奖牌和奖金、向国内的优秀中国民主党人的妻子颁发特别鼓励奖的决定：
一，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以下43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奖牌以兹奖励，这43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是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国、祝正明、刘贤斌、高洪明、朱虞夫、刘世遵、毛庆祥、何德普、陈西、陈忠和、杨涛、吴义龙、叶有富、佘万宝、胡明君、王森、李作、欧阳懿、萧诗昌、吕新华、陶加新、王泽臣、王文江、姜力钧、佟适冬、李大伟、岳天祥、郭新民、郭承明、俞峰、王金波、张佑菊、李志友、刘金、张健、孔佑平、宁先华、赵梓云（林飞）、廉彤（潜龙）、许万平、姜福祯；
二，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以下七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每人500美元奖金以兹奖励，这七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是王炳章、秦永敏、查建国、毛庆祥、刘贤斌、孔佑平、李大伟；
三，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以下二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每人250美元奖金以兹奖励，这二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是胡明君、王森；
四，经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批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特授予中国民主党优秀党员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女士500美元特别鼓励奖，以兹奖励。
中国民主党的优秀的领导人之一何德普的的妻子贾建英女士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予国内43位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奖牌以及对9位国内优秀中国民主党党员和她本人颁发奖金发来了书面答谢词。
6月4日会议请黄奔先生预先顺利地接通了贾建英北京家中的电话，贾建英女士激动地表示：“我在这里为他（们）高兴。 4月27号，我去看他（何德普），也简单地给他写了一个小纸条，给他看了看，他的表情真得非常非常高兴，他不能表示什么，他当时点了点头，很高兴地笑了。”（ 贾建英的书面答谢词附后）
贾建英电话答谢后，徐文立先生宣读了《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正式代表们表决，除一人弃权，通过了《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附《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中国第三共和宣言
（二OO七年六月四日）
我们追随辛亥革命诸先贤开创的亚洲第一共和，我们尊重1946年制宪国大确立的第二共和，我们励志建设自由均富、人权平等、宪政民主的中国第三共和。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
于美国罗得岛州天道（Providence）市
· 注：参与签名者，并不等于认可自己是中国民主党党员；参与签名者，并不等于认可自己是中国公民 · ）
徐文立先生指出：从今日始，励志建设“中国第三共和”，既是我党之崇高的政治纲领，又是我党全体党员的神圣使命，更是我党引领她的赞同者建设“中国第三共和”的胜利旗帜。
与会代表、来宾们在休息时，纷纷在《中国第三共和宣言》的立轴上签名。
在6月4日上午的会议上，美国原参议员、现任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资深学者Mr. Lincoln Chafee作了精彩的演讲，表示对中国民主运动和年轻的中国民主党的热情支持。在大会上演讲的还有台湾民主基金会副执行长杨黄美幸女士、中国民主党美国之友Mr.Sidney Gunst、Mr. Noah Sachs、中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刘国凯先生、国内民主党人任畹町由徐文立、廖双元由郑钦华、刘世遵由胡尧、陈西由楚天舒、任诠由江弘锦、吕耿松由黄华代为演讲、海外中国诗人黄翔由鹿邑、学者武振荣由秦晋、国内学者贺伟华由郑钦华、徐金高由黄奔代为演讲，海内外英豪们汇聚在希望俱乐部大厅的麦克风前那一刻，蔚为壮观和令人感动。
6月4日下午，会议由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副秘书长黄华先生主持。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召集人徐文立先生作了题为：“让我们共同走向第三共和”的演讲。（全文另发）
顾问王希哲先生论述了“中国民主党的几个问题” （全文另发）
一、中国民主党历史上的路线问题；
二、怎样理解“第三共和”问题；
三、中国民主党怎样介入国内维权和把它推向新阶段的问题
四、中国民主党的文宣和外交问题
秘书长汪岷先生呼吁：“联合起来，抓住历史的契机”。
他说：“我今天在这个会上，向大家，向全世界的中国海外民运组织呼吁，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在奥运之前，用一年的时间把分散，各自为政的民运力量凝聚起来，组成一个真正的反对运动，或者一个真正的反对党，在那场未来将来的暴风雨中，去赢得最后的胜利。” （全文另发）
在大会上演讲的还有秦晋先生，他演讲的题目是：“看清路向，把握时机”；《北京之春》杂志经理薛伟先生也都作了演讲，世界维吾尔族代表大会主席热碧娅助理Alim Seytoff 及Mr.John Kusumi等都先后发表了演讲。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徐文立先生特别助理郑在勤先生在会上宣读了“关爱和成长基金会”章程，徐文立先生宣布了“关爱和成长基金会”董事会名单。
徐文立先生宣布特聘卢盛鑫律师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关注中国中心”和“关爱和成长基金会”的法律顾问。
6月4日晚，会议主持人郑在勤先生请“一大”党章修改小组胡尧先生作修改党章的报告。
代表们极为认真地审议、批准了预备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国民主党章程》及《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党章附件》。
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第一天会议，始终通过网络直播，会议进行过程中，不断接到来自海内外的电话和电子邮件，特别是国内的民主党人，给与大会以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会议全程由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徐文立先生的秘书蔡若梅小姐任双语翻译。
中国民主党“一大”6月5日继续举行，会议选举出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届的领导成员。
6月5日的会议由秘书长汪岷主持。
首先由选举工作小组负责人胡尧宣布“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规则和程序”。
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徐文立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主席。
会议经过无记名投票，选举徐文立、郑钦华、孙维邦、汪岷、黄华、秦晋、郑在勤、万宝和各党部负责人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委员会成员。
之后，由徐文立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委员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徐文立、郑钦华、孙维邦、汪岷、秦晋、胡尧、郑在勤、万宝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执委会，特聘王希哲先生为顾问、任命黄华为副秘书长。
上午10：00－12：00，由汪岷秘书长主持召开了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海外）新的领导班子及顾问王希哲先生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并向海内外直播。记者招待会的详情将另发。
之后，汪岷秘书长代表“一大”筹备组，向大会作了“一大”财务的初步报告。
下午，由与会的友党代表周延风、来宾倪国兴，代表方能达、唐元隽、鹿邑、刘正、楚天舒、黄奔、金秀红等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们特别肯定了会议“先立规矩，再开会”的原则，因而大会形成了紧张、热烈、而有序的会风。他们并坦率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还对新的领导班子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大会在热烈和团结的气氛中落下了帏幕。大家恋恋不舍地聚积在典雅、古朴的俱乐部内和门前合影留念。
附：
何德普的妻子贾建英答谢词
（2007年6月4日）
得知我获得中国民主党颁发给我特殊鼓励奖，这是继美国二十一世纪基金会颁发给我第三届家人奖后，第二次获此殊荣。
我很感动，也很内疚，我对民主党领导人徐文立先生说：我不行，比起前辈那些姐妹们来，我不算什么。
记得有个律师曾对我说：“你丈夫被判八年，你要一直坚守，不容易啊！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刑事犯，你会在此期间受到很多干扰的。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了的，做民运家属真不容易。”
我说：“没什么，我前面已有很多榜样，有的姐妹为丈夫苦守十多年”。当时，在场的一些人都惊叹：“啊，十多年！”
是的，我们很多姐妹在丈夫深陷牢狱中时，一个人独自撑起一个家庭，照顾老人，抚养孩子。她们忘记了危险，身穿状衣在大街上绝食抗议；她们为了打听丈夫被关押的地点，到处打听、走访；她们站在监狱的大墙外高声喊着丈夫的名字；她们一个人走在探监的路上泪流满面。她们遭受过数不尽的冷落和拒绝，她们经历过无数的冷暖和悲伤。由于常年的牵挂和焦虑，由于过度的困苦和贫穷，她们每个人过早的生出了白发；过多的长出了皱纹。但是，妻子们没有后退，在她们每个人的脸上展现的是无畏和坚强，她们在坚守着家庭、丈夫、孩子。她们坚信：丈夫是好人，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的！
几年来，我收到了很多民主党朋友的问候、鼓励和帮助，他们中间有很多都是我不认识、没见过面的朋友。他们很多人都是没有固定收入，靠打工生活。国内大部分朋友因为受迫害，没有任何收入，一方面冒着坐牢的危险去工作，一方面还要经常地帮助我们这些家属，很让我们感动。
记得有个民主党员来看我，要拿出钱帮助我，我坚持不收，他扔下钱就跑。我追上去一再拒绝，他郑重地对我说：“我是一个党员，这是我们组织上的事，我应该这样做，你不要拒绝，也不要感谢”。
就是这些一个个象金子般珍贵的人，他们前赴后继，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牺牲，然而他们无怨无悔，他们的精神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敬佩；让我们爱得刻骨铭心！
这次大会，在你们最艰苦的情况下，千方百计为我们筹资发放奖励，惦念着我们这些家属，我很荣幸，也好感动！
我会告诉狱中的亲人，让他们放心，朋友们想着他们、惦记着他们、支持着他们！
在这里，请允许我感谢中国民主党的全体党员对我们家属的鼓励和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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