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的記者朋友——「大紀元」俞元先生（2024年4月29日）
懷念我的記者朋友——「大紀元」俞元先生
（202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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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才得知俞元兄今年初已經過世了，十分痛心！
我一生接觸和接受採訪的記者不在少數，但是能夠短短時間里就讀懂我的記者鳳毛麟角，俞元就是一位，所以對他的英年早逝格外惋惜。今天他朋友告訴我：「俞世強（俞元），1996年9月接觸法輪功後，戒掉了抽煙、喝酒等不良習慣，按照『真善忍』的原則，努力要求自己做一個為他人著想的人、更好的人。與千千萬萬大陸法輪功學員一樣，因為修煉法輪功，他也經歷過被非法關押和勞教。在集會上他以親身經歷向路人介紹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因為被非法迫害而絕食，我多次被拖到小房間裏灌食。4個牢頭踩按著我的四肢，獄警拿著皮管從我的鼻子插到胃裏使勁攪動，一會管子裏就流出血來，然後將玉米粥沿著皮管子往裏灌，痛苦的令人窒息、嘔吐……在滴水成冰的寒冬裏，被脫光衣服、一桶一桶的澆冷水；我還遭受長時間的體罰和役工，還有電棍電擊等其它酷刑折磨。』在迫害中，他心中牢記『真善忍』，沒有怨恨迫害他的獄警和囚犯，以一種包容理解的心態去對待他們，鼓勵他們人性中善的一面。他們看到了『真善忍』修煉者的真善，許多人都說『法輪功真好，這裏不是你們該呆的地方！』」
今天，又知道俞元是和我有共同苦難經歷、共同獻身理想的同道老鄉，才這般同心相契，現特發表他的朋友寫的俞元生平事蹟，及他給我的一封來信和一篇他寫我的採訪，作為三柱「馨香」獻給他——我的記者朋友——「大紀元」的俞元先生。
——徐文立
附件一
2023/5/10 23:18, Johnson Yu wrote:
徐老師，您好。您一生中可歌可泣的故事很多。我對您的政治思想、策略感興趣，也很欽佩。
1、民主運動應該從街頭走進廟堂（議會）。這真的是遠見卓識。如果海外的民運人士，早走這條路的話，如今就不會一盤散沙了。藏人因為搞了西藏議會，獲得了西方民主國家的大力廣泛的支持和認可，甚至認為是合法的。 現在香港的XXX在做香港議會，今年年底就舉行網絡公投。
我想問：您的這一思想從何而來？如何形成的？ 你的遠見和錚錚鐵骨，跟您父親的教育或遺傳有關嗎？
2、「⼈⽣⽽平等」很精闢。您強調的是人生活權利、追求自由幸福的平等。而中共以人人平等為幌子，掠奪地主、資本家、民營企業家的財富。您認為怎樣實現真正的人生平等？走議會的道路嗎？現在的西方社會的左派放縱人的慾望，男女同廁、變性墮胎，這些是平等自由的體現嗎？
3、您強調尊重和容忍別人的觀點，不同。這是否有底線？比如對待中共獨裁言論與殘暴做法，是漠視、沉默，還是抨擊？
4、美國對中共綏靖了幾十年，現在開始清醒了，近期大力打擊中共的海外警察站，保護海外異議人士。在這新的時代局面下，民運人士應該怎麼做？怎麼和香港人、西藏人聯手？
匆匆瀏覽了一下您的資訊，提出一些問題，可能不太成熟，請多包涵。
晚安 Johnson（筆名俞元）
附件二
二十八年不懈的堅持
——俞世强 （Johnson）生平介紹
中文名：俞世强 筆名：俞元 英文名 ：Johnson
Johnson於1968年9月25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享年56岁。
他小的时候就很懂事，帮母親照顾2个弟弟，和家族中的其他兄弟姐妹们都相处得很好，长辈们都喜欢他，学习成绩非常优秀。大学毕业后，他在工作中渐渐展现出出色的写作天赋，后来曾在几家公司任职，主要负责企业产品策划，市场营销推广。
Johnson于1996年得法，得法后积极参与洪法活动。1998年来到北京，帮二弟打理店铺。2000年10月底，他在北京因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抓捕，后被非法劳教1年，期间他绝食抗议，遭插管灌食、冬天全身泼冷水、电击、长时间强制劳动等酷刑折磨。
從劳教所出來后，Johnson回到合肥市，于2001年11月和女友王華结婚。2002年12月，儿子俞善智出生，一家三口其乐融融。他自己在家做真相资料，儿子帮助折叠装到自封袋里，Johnson和太太抱着儿子出门，时刻都不忘发放资料，在公园里、公交车上、街道边等等，都留下了大法真相资料。
他每晚下班回家前，一定是先到居民楼里发完资料才回家；如果他有事乘出租车，一定会和司机讲大法和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整个合肥市，几年时间，他几乎跑遍了绝大部分居民楼，甚至那些很难進入的公检司法的家属楼，他和太太带着儿子都一次又一次的冒着危险，去散发真相资料。《九评》发表后，他几乎又跑了一遍。
Johnson曾好几次不顾危险，参与营救当地被迫害的同修。一次，合肥市好几位同修几乎同时被抓捕，Johnson和另一位医生同修出面协调，组织同修们用各种方式進行营救：到被抓捕同修的工作单位贴不干胶、散发真相资料、寄真相信、和明慧联系、写报道，曝光同修们被迫害的真相。
那时Johnson在一家朋友开的广告公司做产品策划已有好几年。他看到海外大法弟子们创办的媒体《大纪元》，想到他在当地发資料，几乎已经跑完了所有的地方，就萌生了想参加海外《大纪元》媒体的想法。他说要是能够给大法弟子自己办的媒体写文章多好。那时正值2009年底，这时他的妈妈突然催促他尽快辦理护照出国，因为全家人每天都对他提心吊胆。于是，他开始办理出国手续。
谁知就在过年前，和他联系最多的那位医生同修，在讲真相时被警察抓捕并抄家，她家住在Johnson家的对面，两家只隔一条马路。 Johnson立刻联系周围同修，商量营救她。但是当时大家都不敢参与，人人自危，只有一位同修答应可以帮助发正念。Johnson和太太两人跪在师父法像前表示：不把同修营救出来，绝不出国！
Johnson當時写了一封劝善信，打印了100份，先邮寄了十来份给该同修的单位领导，其中包括其单位的保卫科长。然后在一次下班回家后，他装好所有的劝善信，去医生同修居住的家属楼，一个小时后，他发完了所有的劝善信平安回家。
他的太太也持续打真相语音电话给这位医生同修的单位各个部门。最后终于在2010年过新年前几天，這位医生同修被释放回家。据医生同修回来后说：那位保卫科长收到劝善信后，拿着信到该同修家，对她丈夫跳着脚大喊大叫说：法轮功的人太胆大了！居然给我寄这个！但是，后来还是这位保卫科长出面，把该同修保释回家了。
2010年4月8日，Johnson和太太、儿子顺利来到美国，立刻就加入了费城大纪元，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2010年10月，他又来到旧金山湾区大纪元，十几年的时间，他几乎每晚都坐在电脑前，常常熬夜工作到凌晨才休息。
他积极参加其他证实法的活动。他坚持时间最长的是反活摘小游行，从没有听他叫苦叫累，直到疫情起來後才停止。疫情后，同修们组织了汽车游行，他也尽可能抽时间去参加。
每年的神韵推广做D2D，他总是积极安排，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抽时间打电话找人、研究地图，尽量把地图标识清楚，让看地图的同修很容易就能看懂路线；另外，他总是把难做的地图领下来給自己的组来做，让其他组做容易的。如果到神韵开演前听说还有剩下没做完的资料，他也要领下来，去把资料发完。每年的神韵看车，他也一定会参加，而且总要值夜班，不怕熬夜辛苦。多年来都是如此。
自从来到美国后，他搬了5次家，每次都是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很狭小的房间内，在生活上也非常节俭，从不介意吃穿方面如何。简朴的生活，繁忙的工作，就是他来到美国后每日生活的写照。他从没想过要去换份工作挣钱，够用就好。
为了能给大纪元的广告客户写出满意的文章，他有时要查很多资料，整天脑子里都在想着怎麼寫出一篇最好的文章。一家三口挤在一个小房间里并不是那么安静，但是他已经习惯了，等太太儿子都休息了，就是他写文章最出活儿的时候。他从没有睡过懒觉，每晚熬夜，早晨还能早起，说睡不着，睡多了会头疼。有时他写的文章上了头条，太太看到了为他高兴，他卻总是表现的平淡、低调。
几年前的一个圣诞节前，Johnson带着儿子和另一同修去凤凰城推广神韵。在发资料过程中儿子走失，他在心里求师父，結果很快就找到了儿子。他希望儿子能考上神韵。雖然最终未能如愿，讓他觉得很遗憾，但儿子最后加入了海军陆战队，在很多方面都表現優異。
2023年的10月，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糖尿病的症状，10月底送医后好转，半个月后出院回家。12月中旬，他渐渐出现胃口不好的状况，12月29日送医后仅三天，就不幸于2024年1月1日凌晨离世。
雖然在媒體的收入很少，工作時間長，生活很簡樸，但他非常熱愛這份在大紀元的記者工作。遇到困難時，就想到自己在中國大陸發真相傳單的日子裡，隨時面臨著被中共警察抓捕的危險，所以他特別珍惜在這個自由土地上獲得的自由，不放棄這份工作。他心裡有一個夢想，希望大紀元媒體成為最大的媒體，有一天能夠在中國大陸發行。
相信這一天會到來，他在天上也一定能夠看見大纪元時報成为世界第一大媒体的那一天！
願他高貴的靈魂在天國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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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六四紀念日前夕 專訪「民運先驅」徐文立
【大紀元2023年05月20日訊】（大紀元記者俞元舊金山報導）「當時，如果不是中共摻沙子，六四學生不會流血；如果當時能緊緊抓住民間與中共對話的機制進行下去，會更廣泛的喚醒中國百姓的民主意識。」六四前夕，民運先驅徐文立反思中國當代民主運動時說。
徐文立，1978民主牆的參與和組織者，主編《四五論壇》；1998年中國民主黨主要創建人；兩次被中共判刑共28年；1993年、2002年，先後得到美國克林頓和小布什政府的特別營救；被BBC稱為「中國異議人士之教父」。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34年了，想到當年為此犧牲生命的年輕學子和北京市民，我心裡很沉痛，此時任何言語都是蒼白的。紀念、追懷他們是非常應該的；深刻的反思，也能讓未來的民主運動更健康地發展。」徐先生說。
中共對民運的滲透
徐文立告訴大紀元，他當時在獄中的電視上看到六四學生，在天安門廣場上和中共政府長時間對峙，感到非常焦慮，希望中共能把他釋放出去，到廣場上去接承學生們的民主要求，希望學生們在適當的時候回到校園去。
徐文立出獄後，從多方渠道了解到，當年許多中共的黨員、幹部、積極分子，滲透到學生組織中去，用偏激的思想、言語，把學生往極端上推。該撤離的時候，他們鼓動學生要堅持；有學生想撤離，就有人加碼地讓他回到廣場，給中共最終的鎮壓找到藉口。
「中共對付民運有一句話：你們做，不如我來做。民運門檻很低，有許多中共的人滲透進來，打著民運的旗號，做中共要做的事情。」徐文立回憶起組建中國民主黨的往事。
因為動議中國反對黨，徐文立於1981年被捕，1993年被假釋出獄。他以探親訪友的藉口，走遍大半個中國，把各地民運人士、以前民主牆時代的人聯合起來，籌備組建中國民主黨。
1997年，徐文立建立了「空中民主牆」，對內外發聲，為建黨創立了輿論和組織基礎；他和《路透社》駐京記者艾伯樂談話時，提出「結束一黨專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權自由，重塑憲政民主」的政治綱領；他和秦永敏發出了《告全國工人同胞書》。
「當時中共的個別人，嗅到了我們要組織反對黨，搶先潛藏到我們的隊伍中（「準備搶註」——徐加注），博得了幾乎是領袖的位置，形勢非常嚴峻。1998年，浙江有一批正直的老民主牆人、八九六四年輕一代，毅然決然於6月25日，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黨。
「當天，我連忙和武漢秦永敏通電話，告訴各省民運朋友，不要另外起名，依然以中國民主黨的名義建黨。這是一次29個省市的全國性的行動，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西方各國主要報紙，都有關於中國民主黨建立的報導，產生了巨大的國際影響力。」徐文立說。
喚醒老百姓的民主意識
徐文立指出，89年，中共官方被迫與民間學生對話，如果那時能緊緊抓住這個對話機制，不急不躁、不卑不亢地，在不同層面與中共持續對話，就有可能在中國形成一個反對力量或民間力量，或有公共話題的一個場合存在，與中共博弈。
「當然，武裝到牙齒的中共，是絕對不允許存在任何反對力量的，中共最終會撕毀談判，但是中間過程會延續一段時間，能廣泛啟發百姓的民主意識與思考。」徐文立說。
他接著說：「民主社會有兩個基石，一個是社會的高度自治；一個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中國自古就有這個基礎，古代講國權不下縣，縣城以下由宗族仕紳靠倫理、家訓、族規來自治，老百姓只要向國家交糧交稅就行了。」
徐文立表示，中共把「支部建立在連隊上，村村有黨支部」，建立了一整套從上到下、無所不在的監督管理體制，整個社會、整個人的思想，都被共產黨嚴密控制了。
「中國當代的民主運動有兩個時期：民主牆時代是啟蒙時期；八九六四學生推動『民主、科學、自由、人權和法治』，付出了無數的年輕生命代價，在中國的民主事業中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徐先生說。
進退有節的戰略戰術
「搞民主，我那個時候的思路是潛移默化、水滴石穿，不要一上來就提一些過度的政治主張和口號，急性子吃不了熱豆腐。」徐文立回憶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民主牆運動時說。
1978年11月，徐文立開始主編《四五論壇》，以探討、辯論及宣傳民主化理論為主，兼有與民主憲政相關的時政熱點話題，為民主牆第一份民辦刊物。《四五論壇》1980年3月停刊，成為當年辦刊時間最長、受眾最多、影響最大的民辦刊物，為當時許多國人的民主思想，起到了啟蒙作用。
「在中共30周年那天，我們在北京成功組織了一場示威遊行，不僅安全而返，還迫使政府作出允許『星星美展』公開展出的讓步，中國現代藝術從此登堂入室，現在想起來都不可思議。」徐文立自豪地說。
1979年9月27日，追求表達自由精神的「星星美展」，被北京市政府取締。10月1日，徐文立等人組織了一次「星星美展」示威遊行。當天，示威群體舉著正面為「維護憲法遊行」、反面為「政治要民主，藝術要自由」的橫幅，沿著長安街遊行。國外記者和駐華外交人員則一路隨行。
「遊行遇到了警察的阻擋，最終到達了北京市委大樓的前門。我們提出了幾點要求，工作人員答應轉告上級。我宣告遊行結束，大家安全撤離回家。」徐文立說。
事後徐文立獲悉，當時如果再堅持不解散就會被鎮壓、被抓捕。那天駐北京所有的外國記者都發了消息，世界各大報刊、電視臺，都頭條報導了這件事情。
影響徐文立一生的家風
徐文立說：「我的爺爺奶奶過世很早。外公、外婆，父親、母親，他們的品德品行，對我這一生影響很大。」
清朝末年，徐文立外祖父做鹽官時，發現與自己打交道的官員個個貪污。他說：「寧可回家教小孩子，做孩子王，也不做官。」於是，他就辭官回老家了。
「我雖然也沒見過外祖父，但是我一輩子從事任何事情，包括政治運動，都不能有一點貪墨的思想和行為，這是外祖父給我的家教。」徐文立說。
徐文立的父親徐裕文，抗戰時期在國民政府國軍江西前線軍醫院任院長，抗日勝利後被授予少將軍銜。徐裕文年輕時從事學生運動，是當時的全國學生聯合會江蘇代表，1931年《申報》報導過他。
徐裕文是一位非常溫和的紳士，對護士、勤務兵，對誰都很溫和，可是他令出如山。他在江西當軍醫院院長時規定：「盤尼西林」只能用於傷員，不能用於家屬。結果他的三個孩子都病死了，其實孩子們只要打點「盤尼西林」，就會好起來的。
「我的外婆是我的人生導師，外婆和母親都是博愛的人。」徐文立動情地說。他做任何事，跟任何人打交道，都會站在對方角度上思考，尊重別人，不去貶低別人。因為他一直記住外婆的一句話：「不做姑子，不知頭冷」。
長江流域冬天比較冷，那個時代的姑子（尼姑）用很差的毛線鉤織一個帽子，或用破布縫補一個帽子戴在頭上。光頭帶這麼一個帽子，看起不太雅。有的年輕人就嘲笑她們「帶著這麼一個破帽子」，他們是「不做姑子，不知頭冷」啊！
徐文立講：「尊重所有的人，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獨立性，這才是真正的民主。」
政治運動的三個必備條件
最後，徐文立總結了嚴格意義的政治運動，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一、正確的理論作指導；二、相對比較穩定的正派的健全的領導體制；三、正確的戰略戰術。
他指出：「一場政治運動或中國的未來，如果沒有一套理論，是不能走向正確的方向。今後的理論不應該是階級鬥爭、人與人鬥、政黨鬥政黨的理論，應該有一個全新的、博愛的理論。」
徐文立撰寫的《人類正常社會秩序論》，有三個被稱為常識的思想原則。
一、「人，生而平等」，這是天賦人權，從而貢獻終結專制社會；
二、「人，生而有差異」，這是上帝的安排。群居人類，有差異才能有分工；沒有分工，人類無法生存下去。從而貢獻結束絕對平均主義；
三、「人，生而不完美」，特別「管住」社會管理者，從而貢獻成為法治社會的基石。
責任編輯：李曜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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