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中國民主黨從來就沒有「心慈手軟」過

 中共對中國民主黨從來就沒有「心慈手軟」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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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徐文立   “江澤民對於中國民主黨的態度鮮明：必須堅決徹底地粉碎”   2022-06-01 03:23:12 

1998年6月，一眾民运人士便籌建中國民主黨。最先組成的是浙江省籌委會。

江澤民對此非常關心，表示「近來有一個動向，就是國內外的敵對分子相互勾結，策劃所謂『合法組黨』，或者打著什麼別的旗號搞組黨的政治图谋，实际上上是想在中國搞出一個與共產黨分庭抗禮的反對黨，最終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對他們的這種政治野心，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一有風吹草動，必須立即制止在萌芽狀態，必須堅決徹底地粉碎他們的這種企圖，切不可心慈手軟。」

 搞学运、工运、組織起家的中共對中國民主黨這樣大逆不道的政治組織從來就沒有「心慈手軟」過、如同對待「法輪功」一樣。

 实情如——

 1）刘贤斌：民主党人印象（之四）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55899

「1998年6月，在浙江组党之前，浙江朋友希望各地民运力量能够与他们一道去冲击和突破党禁，但我们四川与徐文立、秦永敏交换意见后，一致决定不同意，并对浙江的朋友们进行了劝告。后来，浙江的朋友们还是以“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的名义到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注册，从而拉开了组党运动的序幕。不久，浙江当局抓捕了王有才等十几个民主党人，徐文立和秦永敏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也许在这种压力之下，浙江当局被迫陆续释放了被关押的人员，甚至王有才也在被关押五十多天后得以释放。

王有才获释后，山东的XXX、XXX又到民政厅申请注册，这样组党运动就开始朝全国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徐文立、秦永敏果断改变态度，决定介入组党运动，并分别以“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和“中国民主党湖北党部”的名义申请注册，从而将组党运动推向了高潮。后来有人对徐、秦二人迅速转变态度的行为表示不理解，认为二人有投机之嫌，并指责他们成立“党部”的举措太激进，直接导致了当局后来对组党运动的严厉镇压。在这里我要替他们说句公道话，我认为，在当局的眼里，“筹委会”和“党部”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对当局专制统治的挑战，组党运动会不会被镇压主要取决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并不取决于我们是以温和的“筹委会”的名义还是以比较激进的“党部”的名义去申请。而且对于徐、秦二人改变态度介入组党运动这件事我也能理解，我认为，在当时国内民运界，胆识、才干、经验和影响力能超过徐、秦二人的并不多，如果组党运动真的能够极大地推动国内民运的发展，真的能够启动中国的民主变革进程，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有责任来领导这场运动。前不久我看了徐文立的一篇回忆文章，他说在“八九”民运中，他在监狱里看见年轻的学生不懂政治而自己又无能为力时，他对此感到特别着急。我由此想到，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担当的民运领袖，如果组党运动真的是一次中国民主变革的历史性的机遇，他肯定会勇敢地承担起运动的领导责任，即使是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也会坦然面对一切后果。所以我很不愿意看到有些朋友对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责，我认为至少不应当怀疑他们的个人品行。在我看来，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不是投机行为，而是历史关头的当仁不让。」

 2）王平渊（真名：王建軍《中国民主党迎接21世纪宣言》秘密撰稿人）：中国政治格局的“有效突破”

https://blog.bnn.co/hero/200912/zgmzdlhzb/20_1.shtml

「五十年来中国政治格局中，中共一党统治的局面在1998年被风起云涌的民间组党运动冲出一道缺口，随着“民运三君子”徐文立、秦永敏、王有才的被判刑，组党运动进入调整期。如何理解、看待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每一位关心中国政治前途和命运的有识之士所面临的深刻问题。

要正确认识这一重要的政治变局，首先遇到的是方法论上的困难，因为任何特定的重大政治历史事件都是具体的，单一的、不可重复也不可逆的，因此，只能对其作描述，不能对其作归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理论作前提，也无法对其进行演绎分析；同时，由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一般科学中常用的决定论的、统计的、线性的、非线性的、“新、老三论”的、混沌的方法也都显得无能为力，相对来说只有类比的方法能够较清晰地显示事件的过程，简化并揭示事件的意义，甚至作出较准确的未来预测。但要作出有意义的类比必须首先找出最相似的参照物，以大规模的、复杂的政治历史事件而论，最近似的参照系应该是股市。股市中最深刻，最有哲理性的理论——波浪理论的创始人艾略特就明确指出：他的理论所揭示的规律不单是自然界的，更是社会和人的心理，行为的运动规律，他之所以用于股市是因为股市有几百年积累的最完整的数据资料可供分析，有千万人和亿万资金的大规模运动可供参照和验证。因此，以股市中积累的各种理论工具和概念术语作参照，可以帮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复杂的历史事件，并为我们提供一个绝佳的看问题的新视角。

一般来说，股市在底部运行时要想展开一轮上升行情，必须有“基本面”、“技术面”的配合。基本面是指外部的大环境、大气候，技术面则要突破—条沉重的“阻力位”，也叫“颈线”。股市底部不管以什么方式运行——头肩底、Ｗ底、三重底，圆弧底，还是潜伏底——要想上攻都必须先突破这条“颈线”的阻力，升势才能被确认。但颈线突破是有条件的，即需要有“成交量的配合“，所谓“带量突破”，如果没有成交量的配合，这种突破就是“假突破”，“无效突破”，甚至“多头陷阱”，就是政治上所说的“引蛇出洞”，“欲擒故纵”，随即“消灭于萌芽状态”。所以，确认颈线突破的是否“有效”，重要的标志是看是否有成交量的放大，即是否有大量买盘跟进。以这种理论分析今年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在“宏观基本面”角度，随着97香港回归和十五大的召开，中共完成了邓以后的权力交接；98年二、三月的“两会”以后，中国政坛出现了“北京之春”的宽松局面；四，五月份的北大百年校庆；六月份的克林顿访华“直播”；十月初的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官方报刊、杂志、出版界的相继活跃；使国内的民主气氛升温，自由化呼声高涨，这就为蕴蓄已久，后来遍地开花的大规模组党运动提供了适宜的气候和宽松的“宏观基本面”。 

如果像以前的历次小范围，少数人的组党很快被打压下去一样，今年六月的浙江王有才组党一案被打压后无人响应，则通过组党突破中共一党统治铁板一样的沉重阻力和政治颈线的努力就是“孤立事件”或“无效突破”，但我们随后看到的事实却是：六月末“中发联”开始活动；九月山东，武汉提出组党，随即全国十几个省市跟进；十月初“中发联”正式成立并顺利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的第二天(10月5日)中国政府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在这前后，“自由公民论坛”，”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中国人权观察”，“全国反腐败观察”，“下岗工人群体”等政治性组织也相继成立或积极活动，使组党运动急剧升温。直到十一月初，以徐文立为代表的国内民主党人顺应潮流成立“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组”，国内外民运人士积极响应，紧接着“民主党京津党部”和“武汉党部”相继成立，把全国组党运动推向高潮，形成组党运动强劲、凌厉的“第一浪上攻”。由于此次民间组党运动对中国一党统治局面的突破是“放量突破”，在浙江组党后有大量后来者跟进，形成“量的放大”和“量能的支撑”，即哲学上所说的“量变到质变”，故可以确认此次组党对中国党禁“颈线”的突破为“有效突破”。

突破局面形成后一般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以股市理论来看，由于多方战线拉长，均线发散，支撑减弱，各项技术指标超买、钝化、背弛，上升空间有限，必然会遇到空方的沉重打压，在图形上形成“反抽”或“回调”，甚至“回补跳空缺口”。“调整形态”与“上攻形态”相比极为复杂，时间可长可短，任何理论对此的描述和解释都遇到困难，即股市进入你来我往，扑朔迷离的“盘整期”。如果空方力量强大则向下盘，多方力量强大则是横盘或向上盘，这要依“宏观基本面”的情况而定。以此来观中国的组党运动，9、10月份组党运动进入高潮后，各地公安机关对异议人士开始加紧监控和打压，各地民主党人士被抓了放，放了抓，对组党形成“上升阻力”。到12月初，官方对全国形势作了全面打压，一方面正式逮捕三地民主党领袖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多次逮捕各地抗争人士，两次查抄“中发联”北京总部；—方面急剧收紧舆论尺度，整肃以《方法》杂志为代表的国内报刊，杂志，出版社系统。一时间“乌云压城”，终于遏止住了体制外组党势力和体制内民主化，自由化势力的上攻势头。徐文立等人被抓后，国内外人士作出强烈反应和抗争，各先进国家政府也作出迅速，高规格，强有力的反应，但并未能阻止中国政府对徐文立三人的审判和判重刑，12月17日以后，徐文立，王有才，秦永敏三人先后被判刑13年，11年，12年，把此轮组党突破后的“回调”打到最低点。虽然有国内外民主人士的绝食抗议和各大国及北欧诸国的强烈抗议，仍可以认为组党浪潮进入“调整期”。

从理论上讲，“有效突破”以后的“回调”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回调”一般不会跌回“颈线”以下，因是“放量上攻”，有“量”的支持和确认，所以，已凝聚起来的社会能量和“人气”一般不易打散；二是调整时间的长短任何理论也无法准确给出，理论上是不可知的，因为影响它的不确定因素和突发因素太多，使它持续的时间可能很短或很长，这要依“宏观基本面”或国内、国际的社会“大气候”而定。三是回调“盘稳”以后的走势必是新一波上攻。上攻的高度任何股市技术分析专家都能告诉你其“量度升幅”在理论上至少可达到多高，如果有宏观基本面的配合，形成“艾略特波浪理论”所描述的“爆炸性”的“主升浪”，则升幅更为壮丽，可观，这是理论上的预期。具体到中国的组党运动，经过第一波上攻突破和打压回抽后，调整期需要多久谁也不知道，但有下一波上攻是肯定的，下一波的“目标位”也是确定的，“宏观基本面”也是配合的。最重要的是“宏观基本面”，任何大规模的民众运动和社会历史事件莫不成于斯，长于斯．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宏观基本面究竟如何呢?概而言之，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波”“世界民主化浪潮”已把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推入民主制的广阔航道；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的大潮已涛声拍岸；由跨国公司和国际互联网所推动的全球经济，信息一体化进程正在加速发展，势不可挡；市场经济的根系已深入传统经济的板结土壤，使建立于其上的集权政治风雨飘摇；民主自由人权的观念和“公民”意识正在突破“臣民”，“顺民”的桎梏，广泛普及，深入人心；开放的国度再退回到封闭状态已不可能；人类将进入下一个千年；正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这样的大趋势下，固守党禁是否合时宜，是否能成功，是否识实务，结论就不言自明了。

在笔者写这篇文章时，据报中国“工人党”已于1999年元月一日宣告成立，国内外民主党人和“文化复兴运动”组织的接力绝食正在继续，“中发联”仍在活动，《方法》杂志99年第一期已出版发行，下一波民主浪潮的能量正在积蓄，随后的事态我们就不必再说什么了。

王平渊

1999年1月5日」

3）製造雙胞胎對衝民運組織，你搞不如我搞是中共的拿手好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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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

（2022年5月13日） 

「我們組中國民主黨和反對黨始於1979-1980、1993-1998，其中被中共偵查到，他們早就準備製造「雙胞胎」毫不奇怪 

王有才倘若起始就瞞了浙江創黨諸賢們奉命行事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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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6日）」

 

 

    製造雙胞胎，來對衝所有民運組織（包括中國民主黨）；你搞，不如我搞，我來領導，是中共一貫的拿手好戲。

    至於，哪一次、哪一個是中共「製造雙胞胎，來對衝哪個民運組織（包括中國民主黨）；你搞，不如我搞，我來領導」；「雙胞胎」其中之一，全部由中共人員組成、還是他們慣用的用中共特務「摻沙子」操控，特務佔多大比例？具體又都是誰？那是要在中共被推翻之後，由專業人士、而非當事人充分佔有資料，在自由的環境下，長期研究、分析……得出結論；當然，也還會有所謂的眾說紛紜……。

        當然，在現實中，有人有能力、有證據、有魄力隨時隨地揭露中共特務，是最好、最功德無量的事情！

    但是，對於我一個近八十的老翁來說，歷經種種，細思極恐，疑難雜症最後還是交給歷史吧！

    不必諱言，水落石出時，當事人可能早已「灰飛煙滅」了，不值得糾結……。

    當下就說當下。言者自言，聽者自聽，智者自辯吧！

    以「中國民主黨」為黨名創黨，在1979年底就有了第一次的準備，預備1980年春節起事：由武漢的秦永敏、上海傅申奇、楊曉雷發起，事前知會並邀請了我（北京徐文立）、安陽劉二安……。

    我當時已因：

    （A）1978年11月26日開始創辦了、「準」政治組織《四五報》而後稱《四五論壇》的民辦雜誌社；

    （B）發動和領導了中共30年大慶日民間「『星星美展』—藝術要自由、政治要民主」的遊行全勝而終；（中共因國民經濟瀕臨崩潰，那一年，主動放棄了他們從未間斷過的「十一」遊行）

    （C）組織、整理、發售魏某庭審紀錄；

    （D）接受各國記者採訪；

    （E）組織民主墻前群眾集會。

    ……

    我已經被高度監視（被審判中得知，連我出家門到大院大門口倒垃圾都有紀錄），1980年春節我去武漢出席「中國民主黨創黨會議」完全不可能；再說在中國大陸建立反對黨的社會條件也完全不成熟，我提議放棄，準備與會者也同意放棄。

    為了建立政治反對黨於1980年6月10-12日在北京甘家口會議上我與王希哲、孫維邦、劉二安進行了討論，因此在1981年被定為組織反革命集團罪。

    我於1980-1981年請台灣老資格民主人士鄭XX等等人和海外聯絡，準備建立以台灣、香港為基地和橋樑的世界性「中華民主統一促進會」。此名，後來長期被中共盜用、變味。

    我於1980年11月15日提出全面改革中國社會的「庚申變法建議書」。

    因此在1981年我被定為反革命宣傳煽動罪。

    雙罪併罰，我被了判「民主墻案」中最重的刑：15年徒刑4年剝權。

    1993年被假釋後，1993～1998年5年時間，我藉為父母奉安、探親訪友、旅遊：

    三次秘密離京赴天津、旅遊山東之京東；

    二次秘密離京赴哈爾濱、長春之京東北；

    二次秘密離京赴河北、山西、陝西之京西北；

    旅遊去上海、南京、蘇杭、廈門等等之京東南；

    探親旅遊去重慶、成都之京西南。

    再次聚攏了1979年「民主墻」後失散全國各地的異議人士開始秘密組黨，建立和舉起了中共大陸政治反對派的旗幟；建立了「空中民主墻」對內外發聲，為建黨創立了輿論和組織基礎。

    我的布朗大學的學生研究發現：中共建立「網路防火牆」，就是應因我最早提議在全國範圍內，異議人士由傳真機，進而開始學習和安裝計算機+網路保持聯繫和開展政治活動。

    1997年11月29日，徐文立和《路透社》駐京記者艾伯樂的談話提出「結束一黨專制，建立第三共和，保障人權自由，重塑憲政民主」。

    1997年12月21日，徐文立、秦永敏告全國工人同胞書。

    1998年2月1日，徐文立就中國加入兩個國際人權公約事宜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

    1998年2月4日，徐文立1998年就西藏問題提出建議。

    1998年3月20日，徐文立公開信──就申請建立「中國人權觀察」事宜致中共中央、國務院、人大、政協並致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1998年4月21日，安琪專訪中國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徐文立先生；徐文立發表：中國政治轉型期的民運對策與戰略。

    1998年5月18日，徐文立發表：建立全面的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框架是中國經濟改革取得成功的關鍵。

    1998年6月25日，徐文立記述：1998年6月25日那一天，浙江王有才、王東海、林輝三人提出籌組「中國民主黨」。當晚，我和秦永敏通了長時間電話，一方面覺得浙江的朋友步子走得過急了一點。同時商定，以大局為重，號召並身體力行統一在全國建立「中國民主黨」地方組織，以形成全國的規模，造成國際的影響。以現在的結果看，這個預期目的達到了，以至於現在，「中國民主黨」在有些人、甚至當年的反對者那裏，都已經趨之若騖了；（注：看看那一對所謂民運隊伍的紅二代—王軍濤和魏京生。魏1998年公然誣衊中國民主黨是特務黨；王軍濤2003年初親口對我講：「民主黨就是個笑話！今後千萬不要和我提什麼中國民主黨！」除了誣衊和嘲諷，中國民主黨和王軍濤、魏京生有過半毛錢的關係嗎？！可是，自2010年王軍濤、魏京生就開始恬不知恥地以「中國民主黨主席和中國民主黨顧問團主席」自居、自稱。無恥之極！難怪人們把共產黨稱為「共匪」，就是明搶暗奪嘛！什麼紅二代，活脫個匪二代！）

    1998年7月1日，徐文立、秦永敏、毛國良關於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問題的原則聲明。

    1998年11月9日，徐文立與查建國、高洪明、劉世遵、何德普等人成立中國民主黨京津黨部。

    1998年11月24日，徐文立公開宣布：「未經批準」不能成為拘押、騷擾中國民主黨建黨和籌備人員的理由。

    1997～1998，徐文立每天都要接受各國通訊社直接和電話採訪十幾起；出門回家，傳真紙會頂到房間門口……。

    1998年11月30日，我第二次被捕，被判民主黨案第一波最重的13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3年。

    有關歷史，須盡可能的澄清；同時也就可知道，我為什麼一定會第二次被捕、入獄。

 

附件：

 

1，民主墻的行動 ——記1979年10月1日民間人士舉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遊行（2009年6月26日在「中國的憲政民主化：民主墻-天安門-零八憲章」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

https://blog.bnn.co/hero/200906/xuwl/3_1.shtml

 

再發此文以感謝「實地攝影大師」——王瑞先生30年前所攝的珍貴照片首次發布

https://blog.bnn.co/hero/200907/xuwl/1_1.shtml

 

2，《徐文立人生影集——紀念中國民主牆40週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mk-rZ2pjLI&t=1636s

 

附件

 

作者: WangYoucai   “希哲，你现在知道你当年的分析其实不对吧？” 2022-05-31 22:19:27  [点击:74]

我98年因为中国民主党第一次放我的时候，浙江省委书记是李泽民。把我放出来后，江泽民可能很惊讶。赶紧将吉林的省委书记张德江调来浙江替代李泽民。据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的警察对我说，“我们知道你肯定会又抓进来的。”张德江一到浙江就来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视察来了，这个已经是我第一次放出来后三个月之后与王策见面后被监视居住在绿洲宾馆后后来徐文立不搞筹备委员会后江泽民从日本访问回来后决定零容忍的的事了。据有人告诉我，李鹏一开始就要零容忍，朱镕基说他们合法的来，我们也合法的来。乔石是浙江人，因为89年的原因，加上与江泽民的斗争，他应该跟89年一样，属于中立色彩。但对我个人还是比较好的。不过，这些信息都是听人瞎说的。跟89年很不一样，89年，当时邓小平开个会，我们不到20分钟就知道会议的全部内容了。

98年我们也是下了功夫的。可以说如果不是我，根本不可能让民运人士组党活动这么久，还能放出来。很早就把这些人关起来外界不可能或者有很少信息知道的。等监狱放出来知道了。已经不知道是X年X月了。

我现在在国外，没有国内的任何信息，至少现在没有人跟我接触，我现在参与这些发展中国民主党的活动，也是做布朗运动，不像在国内。当然布朗运动如果发生奇点，按相变理论，也可能也会有机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但是毕竟是布朗运动，方向是很难把控的。当然，另外，中国是个巨正哲系统，发生奇点的机会是很少很少的。

我写这些，不是想透露什么，而是主要想表达我在海外现在做的还是布朗运动。

政治活动通常不是用来分析的，政治活动就是实践的活动。是非常特别碎片化的。不能推导的。

结果是不能预测的。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太多。

要补充的是：还有一个听来的瞎说是曾庆红其实是实用主义者，他在这方面更中立一些，据说他派了一些人加入民运，万一一旦有机会，会改头换面的。这个也是我当时以为方觉是习近平的动作，后来看看我对方觉的以为是错的。我看不出来习近平有这个脑袋的思考能力。

作者: 老王社长   “有才先生指的是希哲“当年”哪篇文章的分析？是这篇吗？” 2022-06-01 01:39:49  [点击:39]

王希哲：评王有才的释放

（1998年8月30日）

1974年，李一哲在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序言里，介绍自己时自嘲地说：“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动，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爪痕，不是漂亮人物！” 这段话，是李一哲青年们那时面对共产党镇压机器而极端渺视的自负气概的写照。但不很准确。因为“咬不动”是可以说的。李一哲们都没有向高压和监狱投降。但“吞不下去”却未必。事实上，不说以前，，大字报以后，韦国清就又把他们“吞”了（投入监狱）两年。若不是76年四人帮的垮台，怕难说还要吞多久。谁都能看到，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只要中国人民对中共的专制统治有所反抗，共产党要吞谁，简直是没有吞不下去的。更不消说咬在口里后，你反抗，他还会把你好好地吐出来这样的事。但这样的事情今天居然就发生了！

浙江中国民主党筹备会主要负责人王有才，在被中共专政机器吞噬了一个多月之后。在其同党仍在大肆活动下，竟被撤销了逮捕，释放回到家中。

王有才的《逮捕通知书》的拷贝件就在我的手上，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是吓死人的，撤销了，真是个奇迹。

让我们探讨一下它的原因。

１。这次浙江的中国民主党筹备会表现了一种不畏强暴，前赴后继的群体战斗精神。

你们看，当王有才，王东海，林辉等人被捕后，王培剑，朱虞夫，祝正明，毛庆祥，王荣清，毛国良等第二线力量立即不断地向海内外发出抗议，要求再注册，申请上街示威，并同时在陈希同审判，大洪水募捐，印尼虐华等举世瞩目的全局性事件中以中国民主党筹备会的名义，勇敢地公开活动，特别是为灾民捐献和送到灾区，浙江警方都不得不为他们的精神表示赞赏。这个党的气势和斗争水平，已足以使官方对他们刮目相看。

但是，不畏强暴，前赴后继，有理有节，这样的斗争，过去也都发生过。特别是一九七九八零年的民主墙运动和全国民刊协会运动，那时的民主战士，也都表现出过大无畏精神。你们看，魏京生入狱，刘青站出来；刘青入狱，刘国凯率全国民刊协会都站出来。但其结果，他们几乎无一幸免地被中共的专政机器吞食了下去。入狱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使行人到此，有泪沾襟。所以，仅仅大无畏精神，还不能说明王有才的奇迹。

２。第二个原由是国内外团结一致的声援和国际社会的关注。

这当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七月十日，民主党人大逮捕事件一发生，北京徐文立就倡议发起海内外同声共气的后援会，从法律，经济，道义各个方面对浙江中国民主党以支持。于是，二十几个城市由林牧老先生率领的上百人的签名呼吁；浙江，湖南的申请游行示威；东北王文江，西安张鉴康，北京周国强等律师的联名声明要求为浙江民主党案作义务辩护，武汉中国人权观察秦永敏接待民主党赈灾代表毛庆祥；徐文立要求率团旁听王有才出庭受审并愿陪同入狱；因宣传独立工会身处劳教迫害中的山西大同煤矿工人李庆喜公开向浙江民主党人捐款100 元。

在海外，由民主党海外发言人徐水良牵头，立即组成包括了几乎全部海外民运组织（除中国人权）的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在美国、欧洲、日本、香港，开展了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抗议、示威、游行、募捐等活动。这些活动原计划九月上旬美国国会复会期间再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民主正义党在波士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届时由该党主要负责人带队到白宫举行接力绝食声援。

国际方面，事件一开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国务卿奥布莱特就对浙江案向中共政府表达了关注。过几天，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观察员罗宾逊夫人将去北京。她的皮包里装满了中国国内外民运团体，向她提供的中国民主党案的材料。同时，在华盛顿，在自由中国运动连盛德、叶宁的成功游说下，共和党众议员罗尔巴赫等将发起议员联署，专门就中国浙江民主党迫害事件向国会提出对中共政府谴责的议案。

国内外反应如此强烈，压力如此巨大，这是过去没有过的。但这还不能完全说明王有才被释的奇迹。如果没有更深刻的原因，以中共传统的顽固，它是不会轻易在外部的压力下作如此迅速的妥协的。

３。第三个原因是中共自身的变化。

我观察这应该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说七月十日前，浙江公安、国安部门对申请注册的民主党人的拘留、审讯、逮捕仍然反映着中共政府中的旧思维旧力量在按几十年一贯的旧轨道惯性运作的话，那末后来，对民主党人的逐步释放和容忍；最后，王有才的撤销逮捕。确实是向我们暗示中共政府中掌握中枢的一种新思维、新力量已经在逐步起作用了。

今年十月联大开会，中共政府将按照江泽民向全世界作出的承诺，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了。这个公约一签，无论中共的顽固党人们还怎样的认定“天不变道亦不变”；也无论世人还会怎样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中共政府，事实上，中共政府已不可能再一成不变地按它旧的统治理论，旧的统治方式统治下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无论如何与联合国人权公约是不能相容的。它是难以通过强词夺理的解释来为共产党的阶级歧视，阶级迫害行为找到庇护所的。这个公约一旦通过中国政府的签署，便成为了中国的统治法和统治意识形态（主权国家承认和加入的国际法约高于其国内法）。那末，旧式的由一部分自命“无产阶级”的特权人统治和压迫另一部分人的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都将在人权公约面前一步步冰消瓦解。

中共政府中不应没有明智的人，他们不会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很可能企图在新局面到来之前，试图找到一些应付这种新局面的政策和方法。联系到一周前，浙江传来的消息说，公安当局与民主党第二线人物协商时就已郑重地试探提出，如果民主党人愿意接受把政党名称改为社团；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有主管单位三个条件，就可以考虑释放王有才并同意其社团合法注册。透过浙江公安的这个破天荒的意向，我们不难猜测，后来的撤销逮捕，释放王有才，的确是中共政府中的新思维在力求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式，寻找一种可以与反对力量和平共存、和平对话的方式。虽然他们仍然坚持要“领导”反对派。这在转变过程中，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今后更多的迹象证实，浙江中国民主党案的确是中共转变其统治方式的一个起点，那么，海内外（特别是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应该如何因应呢？需不需要把激烈对抗的方式也相应地转变为和平协商的方式？这是应该讨论的。但是也不能过于乐观。因为一来这个主动权在中共手里，我们无法一厢情愿；二来中共顽固的传统力量太强大了，它不可能轻易改变，前途还会有曲折。对它保持一定的压力还是必要的。

1998年8月30日

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