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著文：吳伯雄、國民黨、中國人的得與失

徐文立著文：吳伯雄、國民黨、中國人的得與失——得：「一中兩府」的正式確立；失：中共「一黨專制」的近期終結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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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伯雄、國民黨、中國人的得與失

   ——得：“一中兩府”的正式確立；

    失：中共“一黨專制”的近期終結

   徐文立

   （2008年6月1日）

    汶川大難，喪生十萬。

    一分天災，九分人禍。

   

   禍在豆腐渣校舍； 

    禍在豆腐渣民居；

    禍在預警缺失；

    禍在初戰指揮失當；

    禍在72小時內拒國外專業救援隊於國門之外。

    更禍在中共領導下的貪腐氾濫和中共控制下的市場經濟富了權貴、窮了百姓。

    然而，當今中國大陸卻是：是非顛倒！黑白顛倒！ 

    1989年6月4日殺了人的屠夫，反倒成了“英雄”。

    “殺他二十萬，保二十年江山”，反倒成了一切崇拜暴力者的圭臬。 

    參與1989年民主運動的辛辛學子和北京市民，反倒成了“反革命暴徒”！

    失去兒女的“天安門母親”卻成了被中共政府重點監控的對象！

    天理何在？！

    可是，久禍四川、久禍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至今沒有一句道歉的話語，甚至還成了“抗震救災”的英雄和領袖，甚至可能因此而苟延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制”。

    無數失去兒女的“汶川母親”竟然成了被中共政府重點防範的對象！

    天理何在？！

    中共永遠靠得是兩杆子：槍桿子和筆桿子。 

    中共的筆桿子，現在又多了個香港 “鳳凰台”；更多了一個別動隊，八十年代開始，所謂的“民主花瓶黨”幫助共產黨造就的愛黨、愛“國”的“憤青和憤老所組成的‘紅衛軍’”，他們已經紅旗飄飄、“威震”寰宇了……。

   此次地震，中共的槍桿子奮力救人，當然就更有利於中共的專制統治。

   特別要說的倒是共產黨的老冤家、老對頭——國民黨。

   中國老話說得透：不是冤家不聚頭。 

   從上個世紀二十年代，這兩個冤家一聚頭，中國人就無謂地犧牲了幾千萬！六十年後，資本家依舊，地主依舊……，窮人依舊……，專制更依舊！

   可，中國國民黨卻常常不情願地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福星！

   君不見，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國共第一次合作，讓中共得以羽翼豐滿；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國共第二次合作，讓中國共產黨奪得了中國國民黨的政權；這一次，中國國民黨主席吳伯雄主動拜會中國共產黨黨魁胡錦濤，國共第三次合作，中國國民黨又在幫助中共度過西藏事件和奧運所遇的雙重危機，甚至可能幫助中國共產黨悄然全面登陸臺灣。

   吳伯雄、中國國民黨、乃至全體中國人大大地“失”了，可能再次失去了近期終結中共的“一黨專制”的願景！ 

   得了大頭的共產黨，自然也暫時對國民黨有求必應。

   因此，吳伯雄、中國國民黨、乃至全體中國人也並非只有失，而無所得。

   國共兩黨暌隔六十載，再次走到一起，應了中國人“六十甲子一輪迴”的宿命。 

   中文媒體稱此次吳伯雄和胡錦濤的會晤為：兩位執政黨領導人的首次會晤，即兩個分別在中國海峽兩岸的政府取得了執政權的執政黨領導人的首次會晤，亦即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這兩個現在正在現實地執掌著“兩岸政府”的執政黨領導人的首次會晤。 

   中文媒體的這種定位，不論人們用什麼樣的方式去解讀，都不可避免地有這樣的一種解讀，即：在“一中”、同時擱置“各表”的前提下，中國疆域之內，除了中國大陸有一個政府；在臺灣，也有一個政府；這兩個政府是分別由兩個不同的政黨在執掌著現實的政權。

   也就是說，這種定位明白無誤地承認了：中國大陸的北京政府現在由中國共產黨執掌著；與此同時，現實的臺北政府由中國國民黨執掌著。或者，由著雙方官方的說法，叫做:中國共產黨執掌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中國國民黨執掌著中華民國的政府；當然，同屬一個中國；只是“一中各表”中的“各表”，暫時擱置不論。 

   也就是說，現在中國、存在著由兩個執政黨執政的兩個政府，分處臺灣海峽兩岸，當然可以簡約為“一中兩府”。雖然，以往的中共領導人一再反對“一中兩府”。 

   如果這種主要以經濟互惠為前提的現實主義政治格局，被確立下來的話，就有可能避免了台海的戰事，而造福全中國老百姓。兩岸的好戰分子再想挑起戰端也難。

   當然，這兩個執政黨的執政權的取得方式還是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它的差異就在於，中國國民黨這次的執政權是由民主選舉而取得的。然而，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權，依然還是延續著用暴力奪取政權和以暴力維持政權而取得和維持的。這可能就是，吳伯雄和中國國民黨其他的領導人一再以拜謁孫中山陵寢的方式，善意地、柔性地提醒中國共產黨，應該回歸到中國共產黨也推崇的孫中山先生所宣導的“憲政民主”的道路上來，真正在法制的軌道上，通過爭取全體國民的選票來取得執政權，這也是我們中國民主黨人的期待。

   我們中國民主黨人在2005年初，就提出了：“擯棄一黨專制，擱置臺灣獨立，復興民主中國，共建均富聯邦”的政治主張。 

   我們中國民主黨人2006年5月15日公佈了《敦促中共政府在大陸實行政治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希望“中國大陸應從2007年起，經過五年漸進的政治改革或改變，至2011年即亞洲第一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100周年的時候，初步完成政治改革或改變的預訂目標。” “與此同時，中共政府應和臺灣政府及其朝野多黨、西藏以達賴喇嘛為首的流亡政府、法輪功人士、新疆和內蒙古尋求獨立的人士、六四受難者群體進行公開、和平的富有成效的對話，並吸納他們的代表人物參與2009年的‘國是大會’。”“經過2008年起的一年多的醞釀和準備，於2009年秋天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黨和政治反對派人士共同參加的‘國是大會’；進而於2010年召開‘國是大會’授權的‘制憲會議’。”

   我們中國民主黨人在2007年6月4日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再一次地提出了兩岸及全民和解共榮的最佳方案——勵志建設“中國第三共和”。

   儘管善良的人們暫時都是一廂情願，可是形勢比人強，形勢未必全對中共有利，其實當今中國大陸內部的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總爆發只是早晚的必然，以上願景倘若假以時日，得以實現，也倒是國之大幸，民之大幸也！ 

   當然，中國大陸的官方，很有可能否認這種解讀和推演，國民黨方面也有可能不願意把事態的發展解讀得如此清晰和明確。更何況，由於時代的進步，中國大陸不得不放寬了全民議政的可能。現在，在中國不論在大陸、還是在臺灣、乃至全世界有關中國的政治力量，有關中國的政治派系空前活躍，使得中國仍處在一個有多種選擇的關鍵時刻，這些選擇概括起來可能主要有以下四種： 

   第一種，中國共產黨一統天下。這種論調的主要依據是，六十年前，中國共產黨取得中國大陸的執政權，儘管是靠暴力革命取得的，儘管它是在所謂的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以階級鬥爭的方式取得的，那也是人民選擇的結果。當人們要和共產黨討論它的合法性的時候，他們會毫不掩飾地蠻橫地說:要想讓我們下臺，請拿人頭來換。中國大陸三十年來，經濟上有了長足的發展，儘管黨的權貴們依然攫取著全國大部分財富，但是因綜合國力的增長，另外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也並非那樣盡善盡美，西方社會在經濟上也時會有衰退或滑坡，使得此種論者有底氣地認為，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才有可能解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的問題；甚至認為在中國，中國共產黨並不需要放棄馬克思主義，並不需要放棄公有制為主、即黨貴所有制為主，並不需要放棄所謂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中國共產黨不但能解決中國問題，還有可能解決全世界乃至全人類的問題。這些人的感覺好極了，儘管他們是極少數。以他們的主張，這次邀請吳伯雄來中國大陸訪問，只不過是用柔性的辦法、經濟陷阱和主動出擊的方式，一統中國，乃至於一統天下的一個步驟而已。 

   第二種,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普適價值，去漸進地改造“一黨專制”的中國。他們的主要依據是，臺灣原本的“一黨專制”或“一黨威權專制”，就是這樣漸進地改造過來的。那麼，對於同文同種的中國大陸，為什麼不能用同樣的方法將它改造過來呢。於是乎，他們就抓住了類似這次抗震救災的大好時機，說服中國共產黨增加新聞透明度，以尋求言論自由為憲政民主的突破口；他們又以推廣志願者（義工、志工）這種自由民主社會盛行的方式，來加速推進公民社會的建立。他們深知，在一個社會，人們擁有了一定的私有財產之後，才有可能具備公民社會的物質基礎和意識基礎。他們聰明地懂得，公民社會才是民主社會的第一塊基石。如果中國共產黨認可了臺灣政府的執政權，香港、澳門地區的高度自治，乃至於各省區的高度自治，便為中國憲政民主奠定下了第二塊基石，有了這樣兩塊堅實的基石，倘若中國出現了政治大危機而促成的政治大和解的氛圍，就有可能形成中國各種政治力量“圓桌制憲”的可能，乃至實行全面的普選和直選。 

   第三種，在中國建立以儒、道、釋等傳統文化融合自由、民主、人權思想為價值取向的民主國家，他們的依據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永續發展，其中雖有波折，但儒、道、釋的價值觀符合中國的國情，全盤的西方價值觀未必能為中國人所接納。佛教能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能中國化，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觀沒有理由不能中國化。

   第四種，用暴烈的手段推翻中國共產黨的暴政，讓中國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他們的依據是中國底層廣大民眾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的怒火已經到了臨界點，一觸即發。非此，中國才有前途。當然，能不能“脫胎換骨”只有天知道；想當年，中國共產黨不也是要“讓中國來一個脫胎換骨的改變”嗎？這是因為他們不懂、或不會解讀人類社會的“胎”和“骨”中的密碼。在此，暫不論它。

   中國，你何去何從？

   一個社會的前途，既不以理論家、政治家的意志為轉移，也不以各種政治力量的意志為轉移，中國何去何從，只有拭目以待，我們中國民主黨人作為一個生髮在中國大陸的、理性的、負責任的政治反對派，責無旁貸地要和中國各方面積極的政治派系和政治力量，不論它來自於國民黨、民進黨乃至於共產黨，團結配合，把中國向進步的方向推進。

   此次吳伯雄主席正式代表國民黨回歸中國大陸，儘管還不可能從政治組織這個角度上，全面回歸中國大陸。

   儘管香港等地區早已有不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組織存在；儘管1998年誕生於苦難之中的中國民主黨人，不但在海外、依然也在中國大陸客觀存在；但是，中國民主黨人和香港等地區不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組織，從政治實力這個角度上說，都不足以打破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社會現實。

   然而，具有在臺灣地區完全意義上的執政權的中國國民黨，倘若能從經濟層面上影響中國大陸的同時，也能從政治層面上影響中國大陸，那都是極為可喜的一步；或者可以樂觀地說，中國共產黨“一黨專制”的局面既可能因吳伯雄大陸行而進一步鞏固，也有可能因此開始被正式解體。

   我們期待著中國有一個“統（一）而不獨（裁），分（即高度自治）而不（動）亂”的、即“統而不獨，分而不亂”的政治局面出現。

   （2008年5月25日起草，6月1日定稿）

   [博訊首發,轉載請注明出處] (博訊 boxun.com)

   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8/06/200806011016.shtml) 

(徐文立著文：吴伯雄、国民党、中国人的得与失——得：“一中两府”的正式确立；失：中共“一党专制”的近期终结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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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伯雄、国民党、中国人的得与失

   ——得：“一中两府”的正式确立；

    失：中共“一党专制”的近期终结

   徐文立

   （2008年6月1日）

    汶川大难，丧生十万。

    一分天灾，九分人祸。

   

   祸在豆腐渣校舍； 

    祸在豆腐渣民居；

    祸在预警缺失；

    祸在初战指挥失当；

    祸在72小时内拒国外专业救援队于国门之外。

    更祸在中共领导下的贪腐泛滥和中共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富了权贵、穷了百姓。

    然而，当今中国大陆却是：是非颠倒！黑白颠倒！ 

    1989年6月4日杀了人的屠夫，反倒成了“英雄”。

    “杀他二十万，保二十年江山”，反倒成了一切崇拜暴力者的圭臬。 

    参与1989年民主运动的辛辛学子和北京市民，反倒成了“反革命暴徒”！

    失去儿女的“天安门母亲”却成了被中共政府重点监控的对象！

    天理何在？！

    可是，久祸四川、久祸中国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至今没有一句道歉的话语，甚至还成了“抗震救灾”的英雄和领袖，甚至可能因此而苟延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

    无数失去儿女的“汶川母亲”竟然成了被中共政府重点防范的对象！

    天理何在？！

    中共永远靠得是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 

    中共的笔杆子，现在又多了个香港 “凤凰台”；更多了一个别动队，八十年代开始，所谓的“民主花瓶党”帮助共产党造就的爱党、爱“国”的“愤青和愤老所组成的‘红卫军’”，他们已经红旗飘飘、“威震”寰宇了……。

   此次地震，中共的枪杆子奋力救人，当然就更有利于中共的专制统治。

   特别要说的倒是共产党的老冤家、老对头——国民党。

   中国老话说得透：不是冤家不聚头。 

   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这两个冤家一聚头，中国人就无谓地牺牲了几千万！六十年后，资本家依旧，地主依旧……，穷人依旧……，专制更依旧！

   可，中国国民党却常常不情愿地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福星！

   君不见，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国共第一次合作，让中共得以羽翼丰满；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国共第二次合作，让中国共产党夺得了中国国民党的政权；这一次，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主动拜会中国共产党党魁胡锦涛，国共第三次合作，中国国民党又在帮助中共度过西藏事件和奥运所遇的双重危机，甚至可能帮助中国共产党悄然全面登陆台湾。

   吴伯雄、中国国民党、乃至全体中国人大大地“失”了，可能再次失去了近期终结中共的“一党专制”的愿景！ 

   得了大头的共产党，自然也暂时对国民党有求必应。

   因此，吴伯雄、中国国民党、乃至全体中国人也并非只有失，而无所得。

   国共两党暌隔六十载，再次走到一起，应了中国人“六十甲子一轮迴”的宿命。 

   中文媒体称此次吴伯雄和胡锦涛的会晤为：两位执政党领导人的首次会晤，即两个分别在中国海峡两岸的政府取得了执政权的执政党领导人的首次会晤，亦即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现在正在现实地执掌着“两岸政府”的执政党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中文媒体的这种定位，不论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读，都不可避免地有这样的一种解读，即：在“一中”、同时搁置“各表”的前提下，中国疆域之内，除了中国大陆有一个政府；在台湾，也有一个政府；这两个政府是分别由两个不同的政党在执掌着现实的政权。

   也就是说，这种定位明白无误地承认了：中国大陆的北京政府现在由中国共产党执掌着；与此同时，现实的台北政府由中国国民党执掌着。或者，由着双方官方的说法，叫做:中国共产党执掌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中国国民党执掌着中华民国的政府；当然，同属一个中国；只是“一中各表”中的“各表”，暂时搁置不论。 

   也就是说，现在中国、存在着由两个执政党执政的两个政府，分处台湾海峡两岸，当然可以简约为“一中两府”。虽然，以往的中共领导人一再反对“一中两府”。 

   如果这种主要以经济互惠为前提的现实主义政治格局，被确立下来的话，就有可能避免了台海的战事，而造福全中国老百姓。两岸的好战分子再想挑起战端也难。

   当然，这两个执政党的执政权的取得方式还是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它的差异就在于，中国国民党这次的执政权是由民主选举而取得的。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依然还是延续着用暴力夺取政权和以暴力维持政权而取得和维持的。这可能就是，吴伯雄和中国国民党其他的领导人一再以拜谒孙中山陵寝的方式，善意地、柔性地提醒中国共产党，应该回归到中国共产党也推崇的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宪政民主”的道路上来，真正在法制的轨道上，通过争取全体国民的选票来取得执政权，这也是我们中国民主党人的期待。

   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在2005年初，就提出了：“摈弃一党专制，搁置台湾独立，复兴民主中国，共建均富联邦”的政治主张。 

   我们中国民主党人2006年5月15日公布了《敦促中共政府在大陆实行政治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希望“中国大陆应从2007年起，经过五年渐进的政治改革或改变，至2011年即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初步完成政治改革或改变的预订目标。” “与此同时，中共政府应和台湾政府及其朝野多党、西藏以达赖喇嘛为首的流亡政府、法轮功人士、新疆和内蒙古寻求独立的人士、六四受难者群体进行公开、和平的富有成效的对话，并吸纳他们的代表人物参与2009年的‘国是大会’。”“经过2008年起的一年多的酝酿和准备，于2009年秋天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和政治反对派人士共同参加的‘国是大会’；进而于2010年召开‘国是大会’授权的‘制宪会议’。”

   我们中国民主党人在2007年6月4日海外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再一次地提出了两岸及全民和解共荣的最佳方案——励志建设“中国第三共和”。

   尽管善良的人们暂时都是一厢情愿，可是形势比人强，形势未必全对中共有利，其实当今中国大陆内部的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总爆发只是早晚的必然，以上愿景倘若假以时日，得以实现，也倒是国之大幸，民之大幸也！ 

   当然，中国大陆的官方，很有可能否认这种解读和推演，国民党方面也有可能不愿意把事态的发展解读得如此清晰和明确。更何况，由于时代的进步，中国大陆不得不放宽了全民议政的可能。现在，在中国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乃至全世界有关中国的政治力量，有关中国的政治派系空前活跃，使得中国仍处在一个有多种选择的关键时刻，这些选择概括起来可能主要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中国共产党一统天下。这种论调的主要依据是，六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大陆的执政权，尽管是靠暴力革命取得的，尽管它是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取得的，那也是人民选择的结果。当人们要和共产党讨论它的合法性的时候，他们会毫不掩饰地蛮横地说:要想让我们下台，请拿人头来换。中国大陆三十年来，经济上有了长足的发展，尽管党的权贵们依然攫取着全国大部分财富，但是因综合国力的增长，另外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并非那样尽善尽美，西方社会在经济上也时会有衰退或滑坡，使得此种论者有底气地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有可能解决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问题；甚至认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并不需要放弃马克思主义，并不需要放弃公有制为主、即党贵所有制为主，并不需要放弃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不但能解决中国问题，还有可能解决全世界乃至全人类的问题。这些人的感觉好极了，尽管他们是极少数。以他们的主张，这次邀请吴伯雄来中国大陆访问，只不过是用柔性的办法、经济陷阱和主动出击的方式，一统中国，乃至于一统天下的一个步骤而已。 

   第二种,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去渐进地改造“一党专制”的中国。他们的主要依据是，台湾原本的“一党专制”或“一党威权专制”，就是这样渐进地改造过来的。那么，对于同文同种的中国大陆，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将它改造过来呢。于是乎，他们就抓住了类似这次抗震救灾的大好时机，说服中国共产党增加新闻透明度，以寻求言论自由为宪政民主的突破口；他们又以推广志愿者（义工、志工）这种自由民主社会盛行的方式，来加速推进公民社会的建立。他们深知，在一个社会，人们拥有了一定的私有财产之后，才有可能具备公民社会的物质基础和意识基础。他们聪明地懂得，公民社会才是民主社会的第一块基石。如果中国共产党认可了台湾政府的执政权，香港、澳门地区的高度自治，乃至于各省区的高度自治，便为中国宪政民主奠定下了第二块基石，有了这样两块坚实的基石，倘若中国出现了政治大危机而促成的政治大和解的氛围，就有可能形成中国各种政治力量“圆桌制宪”的可能，乃至实行全面的普选和直选。 

   第三种，在中国建立以儒、道、释等传统文化融合自由、民主、人权思想为价值取向的民主国家，他们的依据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永续发展，其中虽有波折，但儒、道、释的价值观符合中国的国情，全盘的西方价值观未必能为中国人所接纳。佛教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中国化，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没有理由不能中国化。

   第四种，用暴烈的手段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暴政，让中国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他们的依据是中国底层广大民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的怒火已经到了临界点，一触即发。非此，中国才有前途。当然，能不能“脱胎换骨”只有天知道；想当年，中国共产党不也是要“让中国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改变”吗？这是因为他们不懂、或不会解读人类社会的“胎”和“骨”中的密码。在此，暂不论它。

   中国，你何去何从？

   一个社会的前途，既不以理论家、政治家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各种政治力量的意志为转移，中国何去何从，只有拭目以待，我们中国民主党人作为一个生发在中国大陆的、理性的、负责任的政治反对派，责无旁贷地要和中国各方面积极的政治派系和政治力量，不论它来自于国民党、民进党乃至于共产党，团结配合，把中国向进步的方向推进。 

   此次吴伯雄主席正式代表国民党回归中国大陆，尽管还不可能从政治组织这个角度上，全面回归中国大陆。

   尽管香港等地区早已有不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存在；尽管1998年诞生于苦难之中的中国民主党人，不但在海外、依然也在中国大陆客观存在；但是，中国民主党人和香港等地区不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组织，从政治实力这个角度上说，都不足以打破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社会现实。 

  然而，具有在台湾地区完全意义上的执政权的中国国民党，倘若能从经济层面上影响中国大陆的同时，也能从政治层面上影响中国大陆，那都是极为可喜的一步；或者可以乐观地说，中国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局面既可能因吴伯雄大陆行而进一步巩固，也有可能因此开始被正式解体。

   我们期待着中国有一个“统（一）而不独（裁），分（即高度自治）而不（动）乱”的、即“统而不独，分而不乱”的政治局面出现。

   （2008年5月25日起草，6月1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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