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立：中國大勢（2010年1月18日）

徐文立：中國大勢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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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國 大 勢（简体在后面）  

   徐文立   

   （2010年1月18日）  

    最近，又一位遭政治停職的北京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蕭瀚先生在2010年1月1日祝願朋友們：盡情地用笑聲，「拉開專制崩潰的序幕。」

   蕭先生此言豪邁，歷史將證明蕭瀚先生的預言是偉大的預言。  

   那麼，何以會是偉大的預言呢？   

   去年歲尾，中共政府重判劉曉波和《零八憲章》很可能就是它的末世瘋狂；2009年六十大慶，北京天安門周邊市民不許邁出家門，中共的“輝煌”竟然在“鐵桶”裡“表演”，就是端倪。   

    晚清政府經兩次洋務運動，經濟也不差，1894年慈禧六十壽誕，卻因甲午海戰失利而困在甯壽宮裡苟且；1903年清王朝同樣以言治罪判處章太炎和鄒容， 八年之後，武昌首義，一朝覆亡。   

   當今時代早已不是閉關鎖國的明朝，也不是步履蹒跚的晚清，事物變化的週期不再是百年，更新換代已是以十年計了。   

   那麼，今日中國，大勢如何？出路如何？國人當問。  

    請諸位靜心地注意以下幾點中國大陸社會的基本事實和變遷：    

   （一） 當今的中共，早已是變了性的中共；變性中共，能有什麼前途？  

   1921年由蘇俄一手助產的原本還有點理想主義色彩的中國共產黨早已壽終正寢。（但是，後來「共產國際」大量經費的給予，早已讓中共最高層腐敗不已了。）

   中共的變性始於1949年之前，更充分的證據是學者楊奎松先生研究發現：1950年4月，中共政府“出臺了一個《中央級行政人員工資標準(草案)》，規定黨政人員最高一級的工資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級的28.33倍”，比至今仍然是二等公民的中國大陸農民的收入在當年就至少高出50倍。可是，1949年之前，那個被中共罵得狗血噴頭的“腐敗政府”——中華國民政府“1946年頒佈的標準，除總統和五院院長等選任官外，文官共分為37個級別，最高一級的收入是最低一級收入的14.5倍。”那個被中共罵得更應“無地自容”的西方國家政府“除極少數國家外，英、法、德等國的，包括行政長官在內，最高最低工資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國、日本差距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們差距之大，多半只是總統或首相個人的工資較高，有時會高出下一級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官員高低之間的收入差距，多半遠小於所謂的“新中國”官員的收入差距。

   看看這些硬碰硬的資料，最尷尬的恐怕是那些睜眼說胡話的毛派信徒。

   結論是肯定的：中國現實社會的不公平、不公道，始作俑者恰恰是毛澤東。

   三年的內戰，作死了主要是中國農民千萬以上，國共雙方都有罪錯，國民黨是造錯者，共產黨則是造罪者；1959年到1961年三年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中共作死了又主要是中國農民幾千萬，造罪者是極權主義的共產專制，成罪者則是“赤色皇帝”毛澤東；1957年反右和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毛澤東更是把中華民族良心的脊樑打斷、把中華民族知源的根脈切斷！

   1978年之後，鄧小平領導的中共的變性過程只是更加露骨，為了走出經濟困境，中共“打‘左’燈向‘右’轉”，開始認可公民擁有私有財產的合法性，不再高調消滅“萬惡之源”——私有制，實質上拋卻了所謂共產主義的理論；中共一發而不可收，官商勾結，繼1949年之後第二次侵吞全民財富，中共權貴成為了最卑劣的私有者——高度壟斷的“權貴私有集團”，今日中國的“一黨專制”就是靠高度壟斷的權貴私有集團在支撐。

   所以，現在的中共是完完全全地變了性的中共，稱它為“中國私有權貴黨”，最為妥帖。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當今的中國，怎會容忍極少數人聚合的權貴私有集團長期作威作福呢？那麼，實為“中國私有權貴黨”的中共還會有前途嗎？變了性的中共能會有前途嗎？ 

   古諺道：名不正則言不順。不正不順即是死途。此其一。  

   （二）當今的中國大陸社會，已是發生了整體位移的中國大陸社會   

   大位已移，黨權專制還能坐得穩嗎？

   近一百多年，中國社會發生過兩次大的整體位移。  

   中國大陸高等院校教科書至今不認可、搞得許多中國文化人至今不懂得：遠自二千年前，秦始皇開創郡縣制，廢封建，立郡縣，皇帝一統天下，就終結了氏族和部落首領延續幾千年的“封土建國”的制度——即“封建制”。中國社會自秦朝始，就進入了中央集權的“皇權專制”時代。也就是說，中國社會自秦以降至1911年的兩千多年，就不是什麼封建社會。對此重大歷史斷代，羅建先生《糊塗的“封建”》一文，聯繫陳寅恪、胡適、黃仁宇、李慎之和王學泰等先生的學問，有精到的縱論，不在此贅述。中國大陸教科書，囿于中共曾盲目崇信馬克思主義西學和“聯共（布）黨史”所謂的“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論”；中共新一代領導人又學位虛高，本無學養，更無人文科學的底蘊，卻集全社會職能於一身，而不能撥亂反正。 

   當然應該承認，1912年之前，這種中央集權式的“皇權專制”雖然有過種種罪惡和不合理，它和中國社會以農耕為主的生產活動方式還是基本相適應的，所以曾創造出幾度恢宏強大的東方帝國。 

   奇特的中國“皇權專制”，在社會底層，居然還保有“士紳宗族自治”（或曰社區自治）的空間，直至蔣介石的“黨權專制”的“民國時代”。這個空間，因1949年前後，毛澤東領導中共進行所謂的“土地改革”，才完全被封死。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國共產黨才用“小腳偵緝隊”去取代“士紳宗族自治”，延用至今，是凡所謂節日遍佈大街小巷的“紅袖箍”，讓整個中國大陸社會的品味彌漫著裹腳布的腐臭和低劣，真乃天下奇觀，被世人嗤笑。 

   貌似強大的中國的“皇權專制”二千年後，一旦面對工業革命的新世界，就立即捉襟見肘起來。1840年前後，外國列強的“堅船利炮”壓迫着不思進取的晚清政府被動地結束了閉關鎖國，進行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的第一次的“改革開放”，西風東漸，摩登事物層出不窮，公民社會浮出水面，工商行會日漸壯大，私人資本登堂入室，整個社會發生了第一次嚴重位移，表面上依然金碧輝煌的帝國大廈越來越失去了原有的支撐點，所以它“一朝覆亡”就成了早晚的事情。

   這時候，中國社會“泊”來了一種叫“新聞紙”的東西。中國，自有了這個叫做“大眾傳媒”的東西，才有了“摧枯拉朽”的章太炎和鄒容的“蘇報案”，才有了廣播新思想的最佳路徑。舊制度最怕的是新思想，而不是新兵器。

   所以現今，敏感的王我就敢斷言：“十一年不是某人的刑期，而是某些人的大限。”此其二。   

   （三）英特網，將是加速中國大陸社會變遷的催化劑  

   英特網，對於專制統治者來說，是它永遠打不贏的戰爭。英特網的原創就是無中心、無起始、無終點，既然打不爛，它就堵不死。它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什麼金盾、銀盾，最終是千瘡百孔，勞而無功。“人權理念”，二三十年代在中國就有先賢傳播，1978、1979年又有人登高一呼，只是到了英特網時代，在中國才真正有口皆碑，中共也被迫將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並簽署聯合國的《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現在，幾乎一個博客、一個維特就是一個報館、一個通訊社，令中共統治者驚恐萬分，焦頭爛額。當今中國，“言論反對派”天天在大陸和專制政權唱對臺戲，抓不絕，禁不住，言論自由有可能成為第一個被突破的禁區。對前途，該悲觀的是中共，而不是我們。 

   請看：中國當今大陸社會又發生了本質意義上的整體位移，中共統治者是多麼不願意看到這種整體位移，又是多麼不願意承認這種整體位移。可是，花自飄零水自流。恰恰中國大陸社會帶有本質意義的整體位移不但發生了，而且越來越嚴重，早已不可逆轉，中共一党專制賴以支撐的支點日漸萎縮，而且中共一党專制現今唯一賴以支撐的支點就是這個日益成為眾矢之的的“權貴私有集團”，中共的貪官污吏猶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公開罵中共，早已成了中國大陸的風尚。也許當初“新洋務運動”的中共始作俑者也沒有料到會有今天；也許，鄧小平曾隱隱約約地感覺到了這一點，記得有人曾問過他，五十年後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不是要變得和中國大陸一模一樣？他卻含糊其辭地答道：到時候，都一樣了，還用變嗎？“都一樣了”是何意，當可存疑、當可深究。

   問題是這個本質意義上的整體位移，並不是中共放手發生的，八九•六四之後江澤民和李鵬不是想過走回頭路嗎？不是到蘇南一帶，高喊要消滅“和平演變”的社會基礎嗎？鄧小平知道，那對於中共更是死路一條；鄧小平不得不親征“南巡”，一巴掌把江澤民和李鵬打了回去。

   中國大陸社會這三十年的變遷，主要動力當然不是中共；中國大陸社會這三十年的變遷的主要動力是因餓而餓怕了的中國農民，是因窮而窮怕了的全體中國人。

   另外，悖論的是：今日中國大陸因暴富而得到了最大私人利益的權貴私有集團，它也不會主動地把這個整體位移拉回來。他們是一群只會作威作福、花天酒地、紙醉金迷、吸毒成癮的吸血鬼，是不會也不可能顧及身後洪水滔天的當代路易十五們。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權貴私有集團既是最大的掠奪者，同時又是中國大陸社會最大的整體位移的推手。此其三。   

   有此三者，足矣，社會巨變正在臨近。

   中華大地，又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

   表面繁花似錦的中共一黨專制早已是一座朽牆，推倒它是早晚的事情。   

   （四）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穩固基石，是社會的高度自治和公民擁有合法的私有財產   

   那麼現在，中國大陸社會天天、時時都正在發生的、似乎不為人覺的整體位移，移向何方？可以肯定的是潛移默化地移到一個新的基石上面去了。那麼，這個新的基石是什麼呢？

   要搞清這個問題，我們首先要搞清楚，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的基石是什麼？反過來再看看，中國大陸社會天天、時時都正在發生的、似乎不為人覺的整體位移，移到一個新的基石上的那個基石，和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的基石是不是一個東西？

   聽起來這個問題似乎很複雜、高深、奧妙。 

   然而，真理才是最簡單的，並不複雜，也不高深，也不奧妙。

   試看：

   1）我們都知道，一個穩固的自由民主政體並不會因為一些社會和經濟上的風浪就從根本上發生動搖，如有人所謂“民主觸礁了”。那是因為，它有兩塊堅實的基石：一是社會的高度自治，二是基石的基石——每個公民都平等地擁有合法的私有財產的權利和機會，而且在實際上人人擁有合法的私有財產。 

   倘若我們懂得了這一點，那麼我們也就拿到了解開穩固的自由民主政體的鑰匙。

   以美國白宮為例。白宮總統的權力可謂不小，但是除了美國憲法賦予他的外交和國防等等大權之外，美國的各個州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份的事務，他卻無權過問和干預。這，在一個“專制體制”下是不可想像的。清末的翻譯家為了對應中國的州府制度，把美國所謂的“State”翻譯為“州”，是不盡準確的，嚴格意義上，美國的“State”其實是個“國”，它有完整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權分立的機構，不受聯邦政府的干預和左右，成為了美國社會最大的自治體，所以美國是一個聯邦合眾國，再加上民間社區的高度自治，再加上定期的任職和定期的選舉，再加上公眾和輿論、司法獨立的監督。這樣，就確保了美國總統永遠不可能獨裁天下，這樣就成功地把國家的領導人關進了“法治的籠子”裡面去了。一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就這樣建立和穩固起來。

   再以臺灣為例，儘管它的民主制度還有待完善，但是現在的臺灣的當選總統已經不能、也不敢隨意地過問和干預南部高雄市的地方事務，甚至同黨執政的臺北市的地方事務他也不能、也不敢隨意地過問和干預。

   這就是地方的和全國的高度自治在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當中起到的基石作用。

   中國人也開始懂得，“開車文化”都能夠開出一個個的自信、自主、自治的個人。商業化的社會，市場化的社會、哪怕不完全的市場化社會也必然造成無數個自治體。2008年汶川大地震，成千上萬的志願者自主、自發地奔赴抗震第一線，也是一個佐證。 

   儘管現在的中國國有經濟依然控制在極少數人手裡，就像當年西方的資本也同樣壟斷在極少數的人和家族手裡。但是，這種現象遲早會煙消雲散。

   今日中國大陸社會這樣的基礎性的位移，誰能夠把它拉回來？！ 不可能呐！

   所謂的“政令不出中南海”，那是好事情，那是紅色王朝即將覆亡的前兆，止都止不住。

   2）我們再來進一步看看第二塊基石的基石。我們就以一些人不屑的《零八憲章》為例，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是高昂著頭顱出世的，第一批的連署者就有303位在國內的社會賢達，至今還沒有聽說有哪一位投降的。中共法庭在判決劉曉波博士的時候也間接地告之天下，已有一萬多人在《零八憲章》上連署。還有一些《零八憲章》的擁戴者，竟然要組成陪劉曉波坐牢的壯士團，向強權示威。輿論說，他們是“溫馨而又囂張”。近年來的中國，何時何地見過這樣的大好局面？！這叫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

   想想1989年三十三人的簽名，之後，簽名者是個什麼樣的情境？退縮者有之、反悔者有之、檢討者有之。那也是不得已，完全可以理解。

   再想想1957年五十五萬乃至幾百萬，可稱為中國脊樑的右派和准右派們，竟然幾乎沒有幾人不檢討的，不向中共告饒的，不向毛澤東屈服的，真真情以何堪，當然也完全可以理解。

   那麼，可理解的道理在哪裡？道理很簡單，1949年前後，土改、公私合營、公社化、全部國有化（實質上是“中共黨有化”）之後，中國的知識份子的生殺予奪的全部的大權，連吃飯、養孩子等等人生的最基本的生存權全部被中共和毛澤東緊緊地掐死在手裡了。生存至此，能有幾人不投降？！

   今天的胡錦濤，其兇狠決不會亞於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但是他做不到了，因為整個中國大陸社會基礎性的大位已經漂移了，1978年開始的中共不得已不進行的商業化、市場化、私有化的進程，已經開始讓中國大陸社會初步具備了“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了。賀衛方教授就是實例，剛剛被所謂的“社科院”政治停職的範亞峰、張博樹二位先生也泰然自若、毫不退縮，又是實例。今非昔比，中國大陸士人又開始有了自己的智慧財產權和賴以自立的私有財產和社會條件了。

   《零八憲章》群體性的無畏和不恐懼，至少說明，中共專制統治長期賴以苟活的第一法寶——謊言早已失靈；第二法寶——暴力和高壓給人們帶來的恐懼也正在消解。這兩個失靈，意義深遠……。

   概括起來，這就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兩基石論”。

   當然，中國大陸社會的這兩塊基石離建立一個穩固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大廈還差得很遠很遠。但是，中國大陸社會帶有本質意義的基礎性位移，已經越來越為中共的紅色王朝的覆滅奠定了基礎。

   但是，也請人們不要指望自由民主的社會就是一個絕對平均主義，絕對恣意自由的社會。自由民主的社會，它是一個法治秩序的社會，它僅僅保證法治下的自由，它僅僅保障人人生而平等，機會和權利的平等。但是，它不會虛假地否認人的差異性，它只保障誠實勞動的合法的私有財產，它不鼓勵懶惰，它更不遏制勤奮，因為絕對平均主義的社會不會是一個有前途的社會。自然之法不可違，法自自然，天人才能合一，社會才能和諧。（詳論請見2002年獄中拙著《人類社會正常秩序概論》•2008年香港出版）

   （五）中共權貴私有集團和全國民眾的矛盾，是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主要矛盾

   中共權貴私有集團和全國民眾的矛盾，是當今中國大陸社會的主要矛盾，幾乎是不必論證的社會現實。

   中共權貴私有集團既然是一小撮，就必然與廣大民眾相對立，也必然與七千萬普通的中共黨員相對立；中共權貴私有集團固有的來得容易，便更加貪得無厭，就必然加劇與廣大民眾的對立，必然加劇與七千萬普通的中共黨員的對立。中共權貴私有集團又必定因它固有的貪得無厭、飛揚跋扈，而引發有決定意義的重大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越來越多的群體衝突已是不爭的現實，迷信暴力機器的中共權貴私有集團終有一天，突然發現他們已經成為真正的一小撮的時候，他們的武裝力量也會不那麼可靠了。顏色革命必將來到。到那時，除非中共權貴私有集團分化瓦解，放權讓利，允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允許獨立工會，允許結社和結党自由，如當年西方社會的大資產階級的作為。可是，在這一點上，恐怕中共權貴私有集團遠不如當年西方社會的大資產階級開明、自尊。到那時，倘若中共權貴私有集團不投降，那只有滅亡。

   當然，市場經濟，哪怕不完全意義上的市場經濟，也一定會逐步地、漸進地培育人們獨立思考、獨立判斷、尊重他人和遵守契約的習慣；也天天給人們免費上課：“公平交易”、“人權平等”、“商業經濟就是契約經濟”、“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你活，也要讓別人活”、“玉石俱毀不如談判妥協”等等，水滴石穿，和平轉型也不是沒有可能，那只會讓再一次給中國人帶來無窮災難的共產革命永遙無期了……。那我們中國人算是得福了。

   我相信，形勢不饒人，形勢比人強。

   那麼，怎樣能最好，而不是最壞呢？

   （六）實現“公民三有”，有可能是中國大陸社會和平轉型的破局之道

    變革不能等待。

   我認為，化解之路和破局之道，就是通過“維權”運動和“民權”運動，持續不斷地綿延不絕地實現“公民三有”。

   “民有、民治、民享”，是憲政民主的核心。其中“民享”又是三民主義的基礎。“公民三有”就是“民享”的具體化。

   “公民三有”是指“公民有業，公民有股，公民有產”。

   “有業”：指國家應該提供每個公民充分就業和擁有個人事業的公平機會和待遇。當然，任何一個社會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就業，但是只有憲政民主的國家才有可能將失業率壓低在最低的範圍之內，並給予失業者應有的失業補助和再就業培訓的機會。另外，會特別強調在就業機會前的人人平等。

   “有股”：六十年來，中國大陸由於全體公民的努力，在國有企業中積累了巨大的資產。近年，中國大陸這些企業股份化之後，中國大陸的公民卻一無所得。問題更嚴重在於，中共的權貴私有集團無償地掠奪了這本應屬於全民所有的巨大資產。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大陸的公民有權合法獲得他們應得的國有股份；中國大陸的公民有權向中共權貴私有集團討回自己的血汗錢。當然，中國大陸的公民這種合法擁有，需要通過立法的方式取得公平的份額。中國大陸社會必然要走這一步，這將成為最大的變革動力。當然，我們也鼓勵私人企業家合理地讓員工佔有企業的適當股份，這只會有利於私人企業的發展。私人企業這個部分，自然不應該由國家干預，是應該通過股東和股東大會與員工集體或員工自由工會和平協商來解決。 

   “有產”：主要指房產和地產。公民應該合法地擁有私人的完全意義上的房產權和地產權。國家不得與民爭利，和任意剝奪公民的合法擁有的私有財產，特別是房產和地產。當然，我們充分估計到解決地產問題是一個極為困難的問題，必須通過國家的立法手段，使得每個公民在地產權上人人平等，徹底改變中國大陸農民始終處於二等公民的不平等的現狀。

   其中，“公民有股”和“公民有產”，最是利器。唯有以“公民三有”才能從根本上毀棄權貴資本主義的歧途。

   （七）中國的民主政治制度，要生發和植根于中國優良傳統和價值觀當中

      中國人從19世紀以來，特別是受了外強欺辱之後，一些人一味地以為只有外國的東西才好，一會兒“馬先生”，一會兒“資先生”，恰恰忘了我們還有一個“中華好先生”，還有一個“人類社會的正常秩序”在那兒永遠起着作用。達不到和諧的時候，就是違背了這個秩序；要想和諧，就要回到這個正常秩序。老祖宗早講過。這不是簡單的打倒和推翻能夠做得到的。共產黨為了打倒甚至消滅國民黨，讓中國人死去幾千萬；他們執掌政權後，又人為地造成了幾千萬人無辜的死亡，這種簡單的重複和循環不可取。

   人們不要忘記，緣于一篇文章和一篇“勞動黨發起宣言”被打成右派、經歷二十年囚徒生活、鮮為人知的徐璋本先生1957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從人生自然哲學的一體性來看，馬克思忽略了「人」的關係而把人看作經濟制度的產物，這種倒因為果的學說不能作為「人生哲學」的指導思想。另外，強調「階級鬥爭」的方法，與黑格爾的「戰爭進化論」同樣是脫胎於人類自私仇恨和殘忍本能的極端表現。”“馬克思治學態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國學術界的嚴謹詳盡有條理的優良傳統，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國普魯士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這種宗教色彩的絕對性和不相容性，應用在他的忘卻人類兩種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動政治哲學」上，就產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講目的、不講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學觀。”“東方印度和中國特有的對人生本能的深刻體會，和毫無宗教迷信和教條主義的「大同人道主義精神」、「人天一體觀」大徹大悟……”才是人類社會的“正途”。研究者認為，徐璋本先生就憑他那一篇文章，在將來的中國思想史上當會有他的地位。（謝泳：《錢學森和他的同學徐璋本》）

 全人類的普適價值和中國社會固有傳統優良價值相融合，才是中國的大勢。

   

   不解決制度性的問題，不瞭解人性的問題，不瞭解人類社會正常秩序，都不可能根本性地解決中國的問題。

   1）我們應該學習西方的不輕信任何個人、多元制衡、民主的政治制度，讓壞人都不便於和不敢於輕易做壞事。

   2）另外一方面，我們又要發揚光大中華優秀文化：法自自然，天人合一。信任人、相信每個人內心都是有良知的（所謂人人心中都有一桿秤），來要求人們三省吾身，內求諸己。講究人的修學、修性，也就是說未來中國需要既重制、又重教。教育是第一位的。

   3）要承認人類社會有正常秩序可循，不可違背。

   中國的出路在於教育、制度和正常秩序。

   

   （八）中國實現民主化和國家統一的最佳之道在於和平、理性和非暴力 

    

   請華夏子孫不要忘記孫中山先生彌留之際呼喚的是：和平，奮鬥，救中國！ 

   以“學術研討”進而“圓桌會議”達成中國的政治和解、制度轉型以及兩岸的民族和解，以民主憲政立國解決政治合法性危機，以“公民三有”毀棄權貴資本主義的歧途，以建立憲政民主和光復中國文化來奠定“主權”的正當性根基，從而實現民族國家的統一。這就是說通過“一中二憲二府”的和平發展，解決現階段的兩岸現狀，消除分裂和對立；在未來通過授權的“制憲會議”，完成和平民主轉型，結束專制；最終建立自由仁義和民族統一的中國第三共和國的新文明，才是在中國實現憲政民主和國家統一的最佳之道。

   這就是我和臺灣前立委錢達先生以及大陸年輕的新儒學研究者孔識仁先生共同推動兩岸簽署和平協定的全部目的。 

   有可能將中國大陸社會引領向高貴的百科全書式的智者——王康先生最近說：“我們的摩西不止一個，曉波是最近的一位。勿使我們的摩西太寂寞，中國才有望。這個信念屬於劉曉波。”

   我相信，也一定屬於大家。

   我相信，中國的忠烈祠永不缺耿耿忠烈。

   我相信，中國有賢者、智士引路，前程必無量。

   大位已移，不可逆轉。

   大勢已定，不可阻擋。

   中華民族得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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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大 势

   徐文立

  （2010年1月18日）

   最近，又一位遭政治停职的北京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萧瀚先生在2010年1月1日祝愿朋友们：尽情地用笑声，「拉开专制崩溃的序幕。」

   萧先生此言豪迈，历史将证明萧瀚先生的预言是伟大的预言。

   那么，何以会是伟大的预言呢？ 

  去年岁尾，中共政府重判刘晓波和《零八宪章》很可能就是它的末世疯狂；2009年六十大庆，北京天安门周边市民不许迈出家门，中共的“辉煌”竟然在“铁桶”里“表演”，就是端倪。 

    晚清政府经两次洋务运动，经济也不差，1894年慈禧六十寿诞，却因甲午海战失利而困在宁寿宫里苟且；1903年清王朝同样以言治罪判处章太炎和邹容， 八年之后，武昌首义，一朝覆亡。

  当今时代早已不是闭关锁国的明朝，也不是步履蹒跚的晚清，事物变化的周期不再是百年，更新换代已是以十年计了。

   那么，今日中国，大势如何？出路如何？国人当问。

    请诸位静心地注意以下几点中国大陆社会的基本事实和变迁： 

   （一） 当今的中共，早已是变了性的中共；变性中共，能有什么前途？

   1921年由苏俄一手助产的原本还有点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国共产党早已寿终正寝。

   中共的变性始于1949年之前，更充分的证据是学者杨奎松先生研究发现：1950年4月，中共政府“出台了一个《中央级行政人员工资标准(草案)》，规定党政人员最高一级的工资收入可以是最低一级的28.33倍”，比至今仍然是二等公民的中国大陆农民的收入在当年就至少高出50倍。可是，1949年之前，那个被中共骂得狗血喷头的“腐败政府”——中华国民政府“1946年颁布的标准，除总统和五院院长等选任官外，文官共分为37个级别，最高一级的收入是最低一级收入的14.5倍。”那个被中共骂得更应“无地自容”的西方国家政府“除极少数国家外，英、法、德等国的，包括行政长官在内，最高最低工资差，均在8－10倍左右，美国、日本差距较大，也只有20倍。而且，它们差距之大，多半只是总统或首相个人的工资较高，有时会高出下一级行政主管一倍以上。”可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官员高低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半远小于所谓的“新中国”官员的收入差距。

   看看这些硬碰硬的数据，最尴尬的恐怕是那些睁眼说胡话的毛派信徒。

   结论是肯定的：中国现实社会的不公平、不公道，始作俑者恰恰是毛泽东。

   三年的内战，作死了主要是中国农民千万以上，国共双方都有罪错，国民党是造错者，共产党则是造罪者；1959年到1961年三年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共作死了又主要是中国农民几千万，造罪者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专制，成罪者则是“赤色皇帝”毛泽东；1957年反右和1966年至1976年文革十年，毛泽东更是把中华民族良心的脊梁打断、把中华民族知源的根脉切断！

   1978年之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共的变性过程只是更加露骨，为了走出经济困境，中共“打‘左’灯向‘右’转”，开始认可公民拥有私有财产的合法性，不再高调消灭“万恶之源”——私有制，实质上抛却了所谓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共一发而不可收，官商勾结，继1949年之后第二次侵吞全民财富，中共权贵成为了最卑劣的私有者——高度垄断的“权贵私有集团”，今日中国的“一党专制”就是靠高度垄断的权贵私有集团在支撑。

   所以，现在的中共是完完全全地变了性的中共，称它为“中国私有权贵党”，最为妥帖。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今的中国，怎会容忍极少数人聚合的权贵私有集团长期作威作福呢？那么，实为“中国私有权贵党”的中共还会有前途吗？变了性的中共能会有前途吗？ 

   古谚道：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正不顺即是死途。此其一。

  （二）当今的中国大陆社会，已是发生了整体位移的中国大陆社会 

  大位已移，党权专制还能坐得稳吗？

   近一百多年，中国社会发生过两次大的整体位移。

  中国大陆高等院校教科书至今不认可、搞得许多中国文化人至今不懂得：远自二千年前，秦始皇开创郡县制，废封建，立郡县，皇帝一统天下，就终结了氏族和部落首领延续几千年的“封土建国”的制度——即“封建制”。中国社会自秦朝始，就进入了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时代。也就是说，中国社会自秦以降至1911年的两千多年，就不是什么封建社会。对此重大历史断代，罗建先生《糊涂的“封建”》一文，联系陈寅恪、胡适、黄仁宇、李慎之和王学泰等先生的学问，有精到的纵论，不在此赘述。中国大陆教科书，囿于中共曾盲目崇信马克思主义西学和“联共（布）党史”所谓的“人类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又学位虚高，本无学养，更无人文科学的底蕴，却集全社会职能于一身，而不能拨乱反正。 

   当然应该承认，1912年之前，这种中央集权式的“皇权专制”虽然有过种种罪恶和不合理，它和中国社会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活动方式还是基本相适应的，所以曾创造出几度恢宏强大的东方帝国。 

   奇特的中国“皇权专制”，在社会底层，居然还保有“士绅宗族自治”（或曰社区自治）的空间，直至蒋介石的“党权专制”的“民国时代”。这个空间，因1949年前后，毛泽东领导中共进行所谓的“土地改革”，才完全被封死。全世界，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用“小脚侦缉队”去取代“士绅宗族自治”，延用至今，是凡所谓节日遍布大街小巷的“红袖箍”，让整个中国大陆社会的品味弥漫着裹脚布的腐臭和低劣，真乃天下奇观，被世人嗤笑。 

   貌似强大的中国的“皇权专制”二千年后，一旦面对工业革命的新世界，就立即捉襟见肘起来。1840年前后，外国列强的“坚船利炮”压迫着不思进取的晚清政府被动地结束了闭关锁国，进行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第一次的“改革开放”，西风东渐，摩登事物层出不穷，公民社会浮出水面，工商行会日渐壮大，私人资本登堂入室，整个社会发生了第一次严重位移，表面上依然金碧辉煌的帝国大厦越来越失去了原有的支撑点，所以它“一朝覆亡”就成了早晚的事情。

   这时候，中国社会“泊”来了一种叫“新闻纸”的东西。中国，自有了这个叫做“大众传媒”的东西，才有了“摧枯拉朽”的章太炎和邹容的“苏报案”，才有了广播新思想的最佳路径。旧制度最怕的是新思想，而不是新兵器。

   所以现今，敏感的王我就敢断言：“十一年不是某人的刑期，而是某些人的大限。”此其二。 

   （三）英特网，将是加速中国大陆社会变迁的催化剂

   英特网，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是它永远打不赢的战争。英特网的原创就是无中心、无起始、无终点，既然打不烂，它就堵不死。它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什么金盾、银盾，最终是千疮百孔，劳而无功。“人权理念”，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就有先贤传播，1978、1979年又有人登高一呼，只是到了英特网时代，在中国才真正有口皆碑，中共也被迫将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并签署联合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现在，几乎一个博客、一个维特就是一个报馆、一个通讯社，令中共统治者惊恐万分，焦头烂额。当今中国，“言论反对派”天天在大陆和专制政权唱对台戏，抓不绝，禁不住，言论自由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被突破的禁区。对前途，该悲观的是中共，而不是我们。 

   请看：中国当今大陸社会又发生了本质意义上的整体位移，中共统治者是多么不愿意看到这种整体位移，又是多么不愿意承认这种整体位移。可是，花自飘零水自流。恰恰中国大陆社会带有本质意义的整体位移不但发生了，而且越来越严重，早已不可逆转，中共一党专制赖以支撑的支点日渐萎缩，而且中共一党专制现今唯一赖以支撑的支点就是这个日益成为众矢之的的“权贵私有集团”，中共的贪官污吏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公开骂中共，早已成了中国大陆的风尚。也许当初“新洋务运动”的中共始作俑者也没有料到会有今天；也许，邓小平曾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记得有人曾问过他，五十年后香港的政治制度，是不是要变得和中国大陆一模一样？他却含糊其辞地答道：到时候，都一样了，还用变吗？“都一样了”是何意，当可存疑、当可深究。

   问题是这个本质意义上的整体位移，并不是中共放手发生的，八九•六四之后江泽民和李鹏不是想过走回头路吗？不是到苏南一带，高喊要消灭“和平演变”的社会基础吗？邓小平知道，那对于中共更是死路一条；邓小平不得不亲征“南巡”，一巴掌把江泽民和李鹏打了回去。

   中国大陆社会这三十年的变迁，主要动力当然不是中共；中国大陆社会这三十年的变迁的主要动力是因饿而饿怕了的中国农民，是因穷而穷怕了的全体中国人。

   另外，悖论的是：今日中国大陸因暴富而得到了最大私人利益的权贵私有集团，它也不会主动地把这个整体位移拉回来。他们是一群只会作威作福、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吸毒成瘾的吸血鬼，是不会也不可能顾及身后洪水滔天的当代路易十五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权贵私有集团既是最大的掠夺者，同时又是中国大陆社会最大的整体位移的推手。此其三。

   有此三者，足矣，社会巨变正在临近。

   中华大地，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表面繁花似锦的中共一党专制早已是一座朽墙，推倒它是早晚的事情。 

  （四）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稳固基石，是社会的高度自治和公民拥有合法的私有财产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社会天天、时时都正在发生的、似乎不为人觉的整体位移，移向何方？可以肯定的是潜移默化地移到一个新的基石上面去了。那么，这个新的基石是什么呢？

   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基石是什么？反过来再看看，中国大陆社会天天、时时都正在发生的、似乎不为人觉的整体位移，移到一个新的基石上的那个基石，和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的基石是不是一个东西？

   听起来这个问题似乎很复杂、高深、奥妙。 

   然而，真理才是最简单的，并不复杂，也不高深，也不奥妙。

   试看：

   1）我们都知道，一个稳固的自由民主政体并不会因为一些社会和经济上的风浪就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如有人所谓“民主触礁了”。那是因为，它有两块坚实的基石：一是社会的高度自治，二是基石的基石——每个公民都平等地拥有合法的私有财产的权利和机会，而且在实际上人人拥有合法的私有财产。 

   倘若我们懂得了这一点，那么我们也就拿到了解开稳固的自由民主政体的钥匙。

   以美国白宫为例。白宫总统的权力可谓不小，但是除了美国宪法赋予他的外交和国防等等大权之外，美国的各个州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份的事务，他却无权过问和干预。这，在一个“专制体制”下是不可想象的。清末的翻译家为了对应中国的州府制度，把美国所谓的“State”翻译为“州”，是不尽准确的，严格意义上，美国的“State”其实是个“国”，它有完整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三权分立的机构，不受联邦政府的干预和左右，成为了美国社会最大的自治体，所以美国是一个联邦合众国，再加上民间社区的高度自治，再加上定期的任职和定期的选举，再加上公众和舆论、司法独立的监督。这样，就确保了美国总统永远不可能独裁天下，这样就成功地把国家的领导人关进了“法治的笼子”里面去了。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就这样建立和稳固起来。

   再以台湾为例，尽管它的民主制度还有待完善，但是现在的台湾的当选总统已经不能、也不敢随意地过问和干预南部高雄市的地方事务，甚至同党执政的台北市的地方事务他也不能、也不敢随意地过问和干预。

   这就是地方的和全国的高度自治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当中起到的基石作用。

   中国人也开始懂得，“开车文化”都能够开出一个个的自信、自主、自治的个人。商业化的社会，市场化的社会、哪怕不完全的市场化社会也必然造成无数个自治体。2008年汶川大地震，成千上万的志愿者自主、自发地奔赴抗震第一线，也是一个佐证。

   尽管现在的中国国有经济依然控制在极少数人手里，就像当年西方的资本也同样垄断在极少数的人和家族手里。但是，这种现象迟早会烟消云散。

   今日中国大陆社会这样的基础性的位移，谁能够把它拉回来？！ 不可能呐！

   所谓的“政令不出中南海”，那是好事情，那是红色王朝即将覆亡的前兆，止都止不住。

   2）我们再来进一步看看第二块基石的基石。我们就以一些人不屑的《零八宪章》为例，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它就是高昂着头颅出世的，第一批的联署者就有303位在国内的社会贤达，至今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位投降的。中共法庭在判决刘晓波博士的时候也间接地告之天下，已有一万多人在《零八宪章》上联署。还有一些《零八宪章》的拥戴者，竟然要组成陪刘晓波坐牢的壮士团，向强权示威。舆论说，他们是“温馨而又嚣张”。近年来的中国，何时何地见过这样的大好局面？！这叫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

   想想1989年三十三人的签名，之后，签名者是个什么样的情境？退缩者有之、反悔者有之、检讨者有之。那也是不得已，完全可以理解。

   再想想1957年五十五万乃至几百万，可称为中国脊梁的右派和准右派们，竟然几乎没有几人不检讨的，不向中共告饶的，不向毛泽东屈服的，真真情以何堪，当然也完全可以理解。

   那么，可理解的道理在哪里？道理很简单，1949年前后，土改、公私合营、公社化、全部国有化（实质上是“中共党有化”）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生杀予夺的全部的大权，连吃饭、养孩子等等人生的最基本的生存权全部被中共和毛泽东紧紧地掐死在手里了。生存至此，能有几人不投降？！

   今天的胡锦涛，其凶狠决不会亚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但是他做不到了，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社会基础性的大位已经漂移了，1978年开始的中共不得已不进行的商业化、市场化、私有化的进程，已经开始让中国大陆社会初步具备了“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了。贺卫方教授就是实例，刚刚被所谓的“社科院”政治停职的范亚峰、张博树二位先生也泰然自若、毫不退缩，又是实例。今非昔比，中国大陸士人又开始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和赖以自立的私有财产和社会条件了。

   《零八宪章》群体性的无畏和不恐惧，至少说明，中共专制统治长期赖以苟活的第一法宝——谎言早已失灵；第二法宝——暴力和高压给人们带来的恐惧也正在消解。这两个失灵，意义深远……。

   概括起来，这就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两基石论”。

   当然，中国大陆社会的这两块基石离建立一个稳固的、自由民主的政治大厦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是，中国大陆社会带有本质意义的基础性位移，已经越来越为中共的红色王朝的覆灭奠定了基础。

   但是，也请人们不要指望自由民主的社会就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绝对恣意自由的社会。自由民主的社会，它是一个法治秩序的社会，它仅仅保证法治下的自由，它仅仅保障人人生而平等，机会和权利的平等。但是，它不会虚假地否认人的差异性，它只保障诚实劳动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它不鼓励懒惰，它更不遏制勤奋，因为绝对平均主义的社会不会是一个有前途的社会。自然之法不可违，法自自然，天人才能合一，社会才能和谐。（详论请见2002年狱中拙著《人类社会正常秩序概论》•2008年香港出版）

   （五）中共权贵私有集团和全国民众的矛盾，是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共权贵私有集团和全国民众的矛盾，是当今中国大陆社会的主要矛盾，几乎是不必论证的社会现实。

   中共权贵私有集团既然是一小撮，就必然与广大民众相对立，也必然与七千万普通的中共党员相对立；中共权贵私有集团固有的来得容易，便更加贪得无厌，就必然加剧与广大民众的对立，必然加剧与七千万普通的中共党员的对立。中共权贵私有集团又必定因它固有的贪得无厌、飞扬跋扈，而引发有决定意义的重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越来越多的群体冲突已是不争的现实，迷信暴力机器的中共权贵私有集团终有一天，突然发现他们已经成为真正的一小撮的时候，他们的武装力量也会不那么可靠了。颜色革命必将来到。到那时，除非中共权贵私有集团分化瓦解，放权让利，允许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允许独立工会，允许结社和结党自由，如当年西方社会的大资产阶级的作为。可是，在这一点上，恐怕中共权贵私有集团远不如当年西方社会的大资产阶级开明、自尊。到那时，倘若中共权贵私有集团不投降，那只有灭亡。

   当然，市场经济，哪怕不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也一定会逐步地、渐进地培育人们独立思考、独立判断、尊重他人和遵守契约的习惯；也天天给人们免费上课：“公平交易”、“人权平等”、“商业经济就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你活，也要让别人活”、“玉石俱毁不如谈判妥协”等等，水滴石穿，和平转型也不是没有可能，那只会让再一次给中国人带来无穷灾难的共产革命永遥无期了……。那我们中国人算是得福了。

   我相信，形势不饶人，形势比人强。

   那么，怎样能最好，而不是最坏呢？

     （六）实现“公民三有”，有可能是中国大陆社会和平转型的破局之道

      变革不能等待。

   我认为，化解之路和破局之道，就是通过“维权”运动和“民权”运动，持续不断地绵延不绝地实现“公民三有”。

   “民有、民治、民享”，是宪政民主的核心。其中“民享”又是三民主义的基础。“公民三有”就是“民享”的具体化。

   “公民三有”是指“公民有业，公民有股，公民有产”。

   “有业”：指国家应该提供每个公民充分就业和拥有个人事业的公平机会和待遇。当然，任何一个社会也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就业，但是只有宪政民主的国家才有可能将失业率压低在最低的范围之内，并给予失业者应有的失业补助和再就业培训的机会。另外，会特别强调在就业机会前的人人平等。

   “有股”：六十年来，中国大陆由于全体公民的努力，在国有企业中积累了巨大的资产。近年，中国大陆这些企业股份化之后，中国大陆的公民却一无所得。问题更严重在于，中共的权贵私有集团无偿地掠夺了这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巨大资产。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大陆的公民有权合法获得他们应得的国有股份；中国大陆的公民有权向中共权贵私有集团讨回自己的血汗钱。当然，中国大陆的公民这种合法拥有，需要通过立法的方式取得公平的份额。中国大陆社会必然要走这一步，这将成为最大的变革动力。当然，我们也鼓励私人企业家合理地让员工占有企业的适当股份，这只会有利于私人企业的发展。私人企业这个部分，自然不应该由国家干预，是应该通过股东和股东大会与员工集体或员工自由工会和平协商来解决。 

   “有产”：主要指房产和地产。公民应该合法地拥有私人的完全意义上的房产权和地产权。国家不得与民争利，和任意剥夺公民的合法拥有的私有财产，特别是房产和地产。当然，我们充分估计到解决地产问题是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必须通过国家的立法手段，使得每个公民在地产权上人人平等，彻底改变中国大陆农民始终处于二等公民的不平等的现状。   其中，“公民有股”和“公民有产”，最是利器。唯有以“公民三有”才能从根本上毁弃权贵资本主义的歧途。

   （七）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要生发和植根于中国优良传统和价值观当中

   中国人从19世纪以来，特别是受了外强欺辱之后，一些人一味地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好，一会儿“马先生”，一会儿“资先生”，恰恰忘了我们还有一个“中华好先生”，还有一个“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在那儿永远起着作用。达不到和谐的时候，就是违背了这个秩序；要想和谐，就要回到这个正常秩序。老祖宗早讲过。这不是简单的打倒和推翻能够做得到的。共产党为了打倒甚至消灭国民党，让中国人死去几千万；他们执掌政权后，又人为地造成了几千万人无辜的死亡，这种简单的重复和循环不可取。

   人们不要忘记，缘于一篇文章和一篇“劳动党发起宣言”被打成右派、经历二十年囚徒生活、鲜为人知的徐璋本先生1957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人生自然哲学的一体性来看，马克思忽略了「人」的关系而把人看作经济制度的产物，这种倒因为果的学说不能作为「人生哲学」的指导思想。另外，强调「阶级斗争」的方法，与黑格尔的「战争进化论」同样是脱胎于人类自私仇恨和残忍本能的极端表现。”“马克思治学态度一方面承受了德国学术界的严谨详尽有条理的优良传统，一方面也承受了德国普鲁士的「绝对性」和「不兼容性」。这种宗教色彩的绝对性和不兼容性，应用在他的忘却人类两种矛盾生物本能的「行动政治哲学」上，就产生了他的高度理想和仇恨心理，只讲目的、不讲方法的、矛盾的人生政治哲学观。”“东方印度和中国特有的对人生本能的深刻体会，和毫无宗教迷信和教条主义的「大同人道主义精神」、「人天一体观」大彻大悟……”才是人类社会的“正途”。研究者认为，徐璋本先生就凭他那一篇文章，在将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当会有他的地位。（谢泳：《钱学森和他的同学徐璋本》）

    全人类的普适价值和中国社会固有传统优良价值相融合，才是中国的大势。

   不解决制度性的问题，不了解人性的问题，不了解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都不可能根本性地解决中国的问题。

   1）我们应该学习西方的不轻信任何个人、多元制衡、民主的政治制度，让坏人都不便于和不敢于轻易做坏事。

   2）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发扬光大中华优秀文化：法自自然，天人合一。信任人、相信每个人内心都是有良知的（所谓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来要求人们三省吾身，内求诸己。讲究人的修学、修性，也就是说未来中国需要既重制、又重教。教育是第一位的。

   3）要承认人类社会有正常秩序可循，不可违背。

   中国的出路在于教育、制度和正常秩序。

   （八）中国实现民主化和国家统一的最佳之道在于和平、理性和非暴力 

   请华夏子孙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呼唤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以“学术研讨”进而“圆桌会议”达成中国的政治和解、制度转型以及两岸的民族和解，以民主宪政立国解决政治合法性危机，以“公民三有”毁弃权贵资本主义的歧途，以建立宪政民主和光复中国文化来奠定“主权”的正当性根基，从而实现民族国家的统一。这就是说通过“一中二宪二府”的和平发展，解决现阶段的两岸现状，消除分裂和对立；在未来通过授权的“制宪会议”，完成和平民主转型，结束专制；最终建立自由仁义和民族统一的中国第三共和国的新文明，才是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和国家统一的最佳之道。

   这就是我和台湾前立委钱达先生以及大陆年轻的新儒学研究者孔识仁先生共同推动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全部目的。 

   有可能将中国大陆社会引领向高贵的百科全书式的智者——王康先生最近说：“我们的摩西不止一个，晓波是最近的一位。勿使我们的摩西太寂寞，中国才有望。这个信念属于刘晓波。”

   我相信，也一定属于大家。

   我相信，中国的忠烈祠永不缺耿耿忠烈。

   我相信，中国有贤者、智士引路，前程必无量。

   大位已移，不可逆转。

   大势已定，不可阻挡。

   中华民族得福了！

(徐文立：中國大勢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